方遠北杯講看麥
2020年12月1日
【既未轉型也無正義的「轉型正義」】
上個週末，台北因著東北季風又冷又濕，冬天確實來了。但看到促轉會臉書發了一篇文章，霎時讓人以為回到了中元節。
促轉會很用心，圖文並茂，果然是「有政府、會做圖」。他們的這篇文章，是把2013年中國大陸在北京西山落成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拿出來大作文章，首先是指出中共刻在廣場紀念碑上的「隱蔽戰線」犧牲烈士名單，竟是抄自於台灣的綠島人權紀念碑與景美人權園區。最後一張圖，則強調了戰後台灣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不管他們主張為何，總歸都是要「反抗外來政權」。
https://www.facebook.com/twtjc/posts/2563113850652901
簡單來說，促轉會如此大費周章，要說的無非是以下三點：（一）北京西山的名單是從台灣copy過去的；（二）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與中國大陸沒有關係，是被中共張冠李戴的；（三）他們其實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反抗國民政府的外來政權。
老實說，促轉會的說法一點都不新鮮。儘管這20多年來台灣歷史教科書不斷增加台灣史的篇幅，但社會上很多人，仍然分不清楚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差別，其中更是不乏開口閉口「台灣主體性」的覺青。在這個過程中，對白色恐怖的理解，也不外乎停留在「國民黨殺台灣人」、「受難者大部分是冤假錯案」、「他們都是被騙的」、「他們為了台灣的民主與獨立而死在國民黨槍下」等等。這些經典卻極其空虛、且去脈絡化的認識，基本上就體現在《返校》這部電影，以及促轉會的這篇臉書文章。
先說說北京西山的名單雛形。民進黨政府的促轉會，認為北京從台灣抄錄了名單，並且吃了這些受難者的豆腐，讓他們「被英雄」。然而，如同【小人當道 是台灣人的大不幸】這篇文章所說的，最早的1,013位1950年代白色恐怖亡故名單，是1990年代初期倖存的老政治犯們想破頭才拼湊出來，寫在輓聯用的麻布上，首次攤在當年槍斃他們難友的馬場町刑場泥地上。
https://www.facebook.com/ASAPOPO/posts/10218882412106439
我找到一張受難人楊老朝拍攝的照片（圖二），是1991年倖存的50年代政治受難者與家屬們，身穿「白色恐怖受難人」的上衣，參加「反刑法一百條」大遊行。其中一位，是日據時期參與抗日的台灣農民組合成員許月里女士；她在台灣光復之後白色恐怖遭判刑入獄，出獄後一直走在黨外民主運動的隊伍裡，也是「中國統一聯盟」的榮譽主席。在她的身邊，舉著一支手舉牌，上面印著模糊的黑白照片，那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本名鍾和鳴）年輕時的照片，而鍾浩東正是電影《返校》的原型。
這張照片，基本說明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脈絡。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在日據時期義無反顧的投入了抗日運動，有些人甚至回到了祖國大陸參加抗戰。抗戰勝利、台灣光復之後，他們經歷了「對白色祖國失望、從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的轉折，因而認同社會主義、參加了中共地下黨。有些人因此在白色恐怖時期仆倒在國民黨政府的刑場；有的人則經歷了漫長的囹圄歲月，出獄之後仍不改其志，投入了黨外民主運動，以及反獨促統的中國再統一運動。
也是因為他們這樣的背景，主張反共的國民黨，以及同時主張反共與台獨的民進黨，自然沒有人願意把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前因後果與歷史性質說得清楚。最令人不齒的還屬民進黨，為了鬥爭國民黨，把這群受難前輩拿出來當成工具，舉起「轉型正義」的大旗、成立了促轉會這樣的組織，但何曾認同並理解過這些受難者的理念與主張？甚至透過各種各樣以民主國安為名的反共反中政策，幹起了與當年迫害這些受難者一樣的行徑。
接著談談西山。促轉會表面上宣稱在捍衛這些受難前輩的名譽，但實際上卻是完全把他們做為行動者的能動性都抹煞掉了。西山名單之所以被促轉會拿來出批鬥，就是一個例證。
促轉會否定、否認了西山名單，他們有問過這些他們口中「被英雄」的受難者前輩嗎？
在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落成之後，我有次機會跟著幾位受難前輩前往參訪。印象非常深刻，團員們大多是80歲左右的「老同學」（難友們彼此的互稱），在爬上並不好走的斜坡與樓梯終於到達廣場後，他們肅穆地在紀念碑前合唱《安息歌》：「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並獻上寫著「民主統一走向富強承先啟後、愛鄉愛國改造社會死而後已」對聯的花籃（圖三）。在儀式完成之後，老同學們靜默且若有所思地在廣場上注視著、撫摸著每一個名字，有些家屬則找起家人的名字，「這是我爸爸！」「我媽媽在這裡！」
在參訪過程中，我幫忙推一位「老同學」的輪椅。他叫做張敏生，1928年出生，1951年白色恐怖坐牢15年，後又追加3年感訓，出獄時已40歲。就在西山行結束、回台灣的幾個月後，高齡93歲的張敏生北杯在台北家中安詳離世。而那一次的西山行，或許是他向難友們的最後一次道別與預告。
同行的還有一位王文山大哥。雖然我們稱他為大哥，但我與他年紀相差了將近50歲。王文山大哥是著名的「鹿窟事件」的受難者，被捕時才16歲，被判有期徒刑10年。鹿窟是當年地下黨重要的基地，包括當時台灣四大才子之一的呂赫若，也是來往於鹿窟基地，卻不幸被毒蛇咬死。
王文山大哥參加了那次的西山行，返程前，我替他在紀念碑前拍了一張獨照。照片裡的他，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但我想這是他在眾多犧牲難友前的莊重心情的寫照吧。
北京西山紀念廣場的意義，不應該由民進黨政府的附隨組織來認定。包括張敏生、王文山在內的「老同學們」對西山的重視與珍視，已經說明了一切。
其實，在看到促轉會臉書貼文的第一時間，我內心想起的就是王文山大哥。過去在勞工運動、反獨運動與統一運動經常能見到他振臂的身影，但近年來因為身體健康的關係，已經比較少看到他走在街頭上了。
今年受難者與家屬在馬場町所舉辦的「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王文山大哥以政治受難人代表的身分上台致詞（圖一）。當他以微弱帶著顫抖的聲音講到以下兩段話的時候，我想沒有人不會為此而動容：
❝我永遠忘不了，鹿窟山中飄揚著一面紅旗；也忘不了在軍法處看守所那些溫熱地與我們一一握手道別的同志，在次日清晨就義前高喊著毛澤東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從容不屈的英勇氣質。1950年底，我13歲，我參加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我是小鬼隊裡的小組成員之一。常常有人說，宇宙萬物中最珍貴的是生命與青春，原因在於每個人都只能活一次；那麼，我所親眼見過的連命都可以不要的志士們，他們追求的是什麼？捍衛的又是什麼？有什麼是比生命還要重要的？他們用青春和生命寫下的，是台灣人真正的歷史。❞
❝一些親綠的御用學者與官方文章在研究鹿窟事件的時候說，我們是不識字的農民，怎麼會加入什麼組織，根本就是被騙的、被利誘的。對他們而言，我們是一群不明事理的、無知的鄉下人。巧合的是，他們跟蔣政權特務一樣，都用「純樸」來形容我們，好像這樣沒知識的鄉下人怎麼可能參加共產黨。我當時不識字是事實，不知道什麼共產、社會主義理論也是事實，但不代表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是非曲直，什麼是公平正義。我出身貧農，為了求一頓溫飽，也當過礦工挖過媒，我的二叔與哥哥，都是在礦坑裡頭去世的。可以這麼說，我的思想與血肉都無比深刻地體會過什麼叫做階級壓迫，知道什麼樣的社會是不公平的，知道什麼樣的政權才是屬於勞苦大眾。同時，經歷過島內當局製造白色恐怖肅清的我們，更深知兩岸敵對的狀態下，受苦的不會是位居廟堂的高官政客，永遠都是為數最多的勞苦大眾。❞
王大哥的肺腑之言，比促轉會花錢花心思做的任何懶人包都來得鏗鏘有力。因為他既見證了歷史，又戰鬥於現實。誰在扭曲歷史、誰在誤導歷史，其實走一趟秋祭，聽一下老同學們的「政治不正確」，就算不認同，至少對於歷史的輪廓會有比較清楚的認識，比任何一部賺人眼淚的電影、比任何一帖圖文並茂的懶人包，也都來得有說服力。
促轉會的文章出來之後，我的同事跟我討論了起來。我跟他介紹了秋祭，他在驚訝之餘，還補了一句：「這根本是左統大會啊！」而我是這樣回應他的，我說「左統大會」又如何，秋祭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初期六張犁亂葬墓區被發現至今年年舉辦，不就說明了「左統」正是這些前輩們的「本色」嗎？這些前輩們從來沒有隱藏過自己的「本色」，卻在台灣的政治正確大行其道之下，被各種標籤、被各種政治企圖所湮沒與遮蓋，塗上了不屬於他們的顏色。
去年底，民進黨政府挾著「亡國感」的選舉動員，在立法院強行通過了《反滲透法》。其實一群老前輩們，跟當年反刑法一百條一樣，穿著白衣在立法院外抗議（圖四）。但口中喊著「轉型正義」的這個政府，卻是一步一步接近戒嚴復辟。院內院外的對比，完全映照出了民進黨既未轉型也毫不正義的「轉型正義」，他們把國民黨從廟堂上拉了下來，自己坐了上去，把自己又變成了另外一個國民黨。
促轉會主委楊翠應該想想自己的阿公。她的阿公是日據時期反殖左翼作家楊逵，他在台灣光復之後一直致力於兩岸的文化交流與彌合，1947年他所主編的刊物《文化交流》，封面就是一幅名為〈奶！奶！〉的版畫，以此象徵孩子（台灣）投入母親（祖國中國）的懷抱（圖五）。
而1949年1月21日，楊逵因為發表主張國共停止內戰、省內外開誠合作的《和平宣言》，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12年之久。如果楊逵先生活到今天，如果2020年因著兩岸緊張的情勢也發表了一份《和平宣言》，請問會不會被新國安法而制裁？請問他會不會也被「轉型正義」了呢？
回想今年的秋祭，我也參加了。儀式舉辦的馬場町，如今已是市民活動的公園，現場好多家長帶著小朋友騎著腳踏車，臉上掛著快樂的笑容，也有一些小朋友就直接跑進了秋祭現場，不知道台上在說什麼。就當幾位小朋友滿臉疑惑的同時，台上的「老同學」和家屬們正在合唱一首歌，歌詞表達著他們的盼望：「在這片溫暖的土地上，到處都有和平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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