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ony of Sorrow

Milton Freidman 強調自由市場、一切企業都應該民營化，不僅美國摒棄了與之相左的凱恩斯經濟學，並且讓美國脅迫誘騙其他國家也如法炮製，這使美國與其他跟著美國實施全面自由化的國家都蒙受其害。
會注意到這點，是因為讀了 John Perkins 的著作，最近美國民主黨在推動的公共建設法案，正好讓大家有機會觀察美國的經濟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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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6202

文：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酷刑的隱喻

從智利、中國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場十字軍的沉默夥伴。但嚴刑拷打不只是對反抗者強加不受歡迎政策的工具，也是震撼主義基本邏輯的隱喻。

酷刑或中情局所說的「強制性審問」，是一套用來使犯人深陷迷失與震驚，以便迫使他們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導原則詳述於兩本九○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冊。手冊解釋說，打破「抗拒來源」的方法是，創造犯人與他們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間的激烈斷裂。首先，感官被剝奪所有的輸入（用頭巾、耳塞、手銬腳鐐、完全隔離），然後身體被超過負荷的刺激轟炸（閃光燈、高分貝的音樂、毆打、電擊）。

這個「軟化」階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種颶風：犯人心理退化，並害怕到他們無法以理智思考或保護自己的利益。就是在這種震撼狀況下，大多數囚犯提供審訊者想要的任何東西──資訊、自白、放棄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冊提供一種特別簡潔的解釋：「會產生片刻的生命暫停（suspended animation）－時間可能極短暫－這是一種心理震撼或麻痺。它由創傷或次創傷經驗所引起，會徹底破壞對象熟悉的世界，和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經驗的審問者看到這種效應時會認得，知道這時候抗拒來源比震撼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聽話。」

震撼主義完全仿效這種過程，嘗試以極大的規模達成酷刑在審訊室對個人達成的事。最明顯的例子是九一一的震撼，造成數百萬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開一段深陷迷失與退化的時期，而布希政府則熟練地善加利用這樣的情況。突然我們發現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紀元，我們熟知的一切事物現在都可以被斥為「九一一前的思維」。我們的歷史知識從未有過這般強烈的印象，北美洲已變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的，「可以寫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

一群新專家立即出現，在我們創傷後空白的意識畫布刻下新而美麗的字句：「文明衝突」、「邪惡軸心」、「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國土安全」。趁著所有人專注在攸關生死的新文化戰爭，布希政府終於可以進行九一一之前只能夢想的事：在海外發動私有化戰爭，在國內建立一個私人企業國土安全複合體。

這就是震撼主義運作的方式：最初的災難－政變、恐怖攻擊、市場崩盤、戰爭、海嘯、颶風－使全國人口陷於集體震撼中。墜落的炸彈、迸發的恐怖、狂飆的暴風軟化了整個社會，就像酷刑室裡震耳欲聾的音樂和毆打軟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懾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棄他的信心，受震撼的社會往往也放棄平時捍衛的東西。

裴利和他在巴頓魯治收容所的難民同伴，應該放棄他們的住宅計畫和公立學校。在海嘯肆虐後，斯里蘭卡的漁民應該放棄他們寶貴的海濱土地，交給旅館開發商。如果一切依照計畫進行，伊拉克人應該震驚和威懾到放棄他們的原油儲藏、國營企業和主權，交給美國軍隊和國際聯軍。

自由人的大謊言

在無數歌頌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文章中，幾乎沒有人提到震撼與危機在宣揚他的世界觀中扮演的角色。不過經濟學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可以重述他宣揚的激進資本主義，如何在幾乎全世界每個角落都變成政府正統思想的官方版說法。這是一段童話故事版的歷史，洗淨了與這支十字軍緊密交織的所有暴力和壓制，它也代表過去三十年來最成功的宣傳手法。

這個故事大致是這麼說的：傅利曼奉獻一生在打一場和平的理想之戰，對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責任干預市場以減少傷害的人。他相信當政治人物開始聽從新政與現代福利國家理論的建構者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時，歷史便「走上錯誤的軌道」。

一九二九年的市場崩盤創造了一股無可阻擋的共識，認為放任主義已經失敗，政府必須干預經濟以重新分配財富和規範企業。在放任主義黯淡無光的時期，共產黨征服東方，福利國被西方擁抱，經濟民族主義在後殖民時代的南方生根，傅利曼和他的導師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耐心保護著純正資本主義的火苗，不受凱因斯信徒嘗試聚積集體財富以建立正義社會的汙染。

「以我所見，最大的錯誤是，」傅利曼一九七五年寫信給皮諾契說：「以為可以用別人的錢來行善。」可惜很少人聽進去，大多數人仍然堅持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行善。一九六九年的《時代》雜誌貶抑傅利曼為「小丑或寄生蟲」，只有少數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後，當他在知識界的荒野走過數十年後，八○年代終於出現了柴契爾（她稱傅利曼為「思想自由的鬥士」）和雷根（他在總統競選所到之處都帶著一本傅利曼的宣言《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終於有政治領袖敢於在現實世界中，實施解脫枷鎖的自由市場。根據這則官方版的故事，在雷根和柴契爾和平而民主地解放兩國的市場後，隨之而來的自由與繁榮是如此受到歡迎，以致於當從馬尼拉到柏林的獨裁體制開始崩解時，人民無不想要大麥克漢堡（Big Mac）和實施雷根經濟政策。

蘇聯終於崩潰時，「邪惡帝國」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傅利曼式的革命，就像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皈依資本主義一樣。這表示邁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場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礙，解放的私人企業不僅在自己的國家獲得自由，而且將暢行無阻地跨越國界，把繁榮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對如何管理社會形成兩個共識：政治領袖應由選舉產生，而經濟則應根據傅利曼的原理來運行。正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這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

傅利曼死時，《財星》雜誌（Fortune）寫道「他帶走了歷史潮流」；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讚揚他是「人類自由的偉大鬥士，不只在經濟方面，而是在各個領域」；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加州的傅利曼日，數個城市和鄉鎮也這麼做。《華爾街日報》的標題則濃縮成這樣一句簡潔的頌詞：「自由人」（Freedom Man）。

本書將挑戰這個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細心呵護的聲言──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勝利是從自由中誕生，放任的自由市場能與民主政治攜手而行。

相反的，我將證明這種基本教義派資本主義，總是由最殘暴形式的壓制所接生，施加於國家，也施加在無數個人身上。當代自由市場的歷史－更正確地說是政商財團主義的崛起－是在震撼中寫下的。

這牽涉極高的賭注。政商財團的聯盟正在征服其最後的邊疆：阿拉伯世界封閉的石油經濟體，以及西方經濟體中長期未受營利入侵的部門──包括對災難的因應和建立軍備。他們在國內或國外私有化這些基本機能時，甚至已不再虛偽地徵求公眾同意，因此未來將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災難，才能達成他們的目標。由於震撼與危機扮演的決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場崛起的官方紀錄中被徹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紐奧良所展現的極端手法，往往被誤解為布希政府特有的無能或親信政治。事實上，布希的事蹟代表的，正是五十年來企業解放運動窮凶惡極的暴力和發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嘗試以意識形態來解釋他們追隨者的罪行，都必須極其審慎，我們很容易指控意見不同的人不只是錯誤，而且極權專制、法西斯、集體屠殺。但同樣重要的是，一些危害公眾的意識形態我們也必須指認出來。這些封閉、基本教義派的教條無法與其他信仰體系共存；它們的追隨者痛恨多元，並且要求絕對的自由以實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現況必須加以剷除，讓位給他們純正的創見。這種邏輯源自聖經中洪水與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會導向暴力。這種意識形態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種大動亂來達成，因此是危險的意識形態。

通常只有極端宗教的和激進的理念系統，會想要剷除整個種族和文化，以便達成一個淨化的新世界。但自從蘇聯崩潰後，一股強大的集體力量急於清算以共產主義之名所犯的滔天罪行。當蘇聯的資訊密室被打破後，研究人員清點人為的饑饉、勞改營和暗殺造成的死亡人數。這個過程激起舉世的熱烈辯論，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於意識形態，有多少則是史達林、希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編按：羅馬尼亞獨裁者）、毛澤東和波布（Pol Pot，編按：柬埔寨獨裁者）的信徒扭曲的結果。

「正是共產主義的本質所施加的集體鎮壓，製造出一種國家支持的恐怖統治。」引發廣泛爭議的《共產主義黑皮書》（Black Book of Communism）共同作者柯爾特斯（Stephane Courtois）寫道：「意識形態本身就沒有罪責嗎？」當然有。並不是像部分人見獵心喜宣稱的，所有形式的共產主義本來就主張消滅異己，而是一種教條、極權、蔑視多元的共產主義詮釋，才導致史達林整肅異己，以及毛澤東設立勞改營。極權共產主義已經（而且應該）因為這些真實世界的實驗而永遠染上汙點。

但這支想解放世界市場的當代十字軍又如何？為了維護政商財團體制而發動的政變、戰爭和屠殺，從未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罪行，而是被當成狂熱獨裁者的激進作法、冷戰的局部衝突，和現在的反恐戰爭，所以被輕輕帶過。政商財團主義經濟模式最堅定的反對者，都被有計畫地消滅，不管在七○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鎮壓也被解釋成對抗共產主義或恐怖主義的骯髒戰爭的一部分──從未被視為推動純粹資本主義的鬥爭。

我不是說所有形式的市場體制與生俱來都是暴力的，很可能有一種市場導向的經濟不需要這種暴力，也不要求意識形態的純粹。消費性產品的自由市場能夠和免費公共醫療、公共學校，或者國家擁有的主要經濟部門如國營石油公司共存共榮。同樣可能的是，要求大企業支付合宜的薪資，尊重員工組織工會的權利，以及政府藉課稅和重分配財富，以降低政商財團國家明顯的高度不平等。市場不需要走基本教義路線。

凱因斯在大蕭條後主張的正是這種混合性的管制經濟，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場革命，造就了新政（New Deal）和遍及世界各國的類似轉變。傅利曼的反革命在一個又一個國家想拆解的，就是這種妥協、查核和制衡的體制。從這個觀點看，芝加哥學派的資本主義，確實與其他危險的意識形態有共同的特質：渴望追求不可能達到的純粹，企盼可以重建社會模型的空白石板。

這種渴望想獲得神造萬物般的力量，就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對危機和災難如此感興趣的原因。尋常的現實世界不合他們野心勃勃的口味。過去三十五年來，讓傅利曼的反革命如此生氣勃勃的，就是只有在災難式的改變中才可能得到的自由與可能性──當因循舊習和需索不斷的人都被掃到一旁，當民主政治無法實際運作的時候。

震撼主義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斷裂──一場大洪水、戰爭、恐怖攻擊──才能創造他們渴望中的巨大而乾淨的畫布。只有在這種最有可塑性的時刻，當我們心理上無所依靠時，這些敢於大冒險的藝術家，便開始他們重造世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