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ony of Sorrow

其實只要問過真正經歷過日本統治時，年紀已經夠大的老人家，就很能了解這位黑羽先生說的了。
另外補上關於嘉南大圳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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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曾經併吞台灣半個世紀，使得有一些老一輩的台灣人，對日本有一種尊敬的心理，認為日本給台灣帶來文明；相對的，也有些日本人對台灣也有特別感情，以為台灣人曾經普遍說日語。近年來，台灣的一些政治陣營以拉攏日本為主要政治策略，又過度刻意強調日本在台灣的正面影響，結果歷史真相卻變得愈來愈模糊。然而，一名旅居台灣的日本博士生卻認為，這其中有太多誤解。

目前在國立成功大學華語文中心就讀的博士生黑羽夏彥，他仔細分析「台灣人的日本情節」，以及「日本人的台灣情結」，雖然台日兩邊都表現出極為友善的態度，但是他卻發現，這些過度的善意，把許多歷史真相被掩埋了，他認為，許多常聽到的台灣日本時代貢獻，是過度美化的結果，他指出7個常見迷思：
原文網址: http://formosanpromenade.blog.jp/archives/81360287.html?fbclid=IwAR33Q210YyyQuOXsXtfWvTQ61QhVfwf8afG8g5luIZepzSDcu-1pzOK-yP8

1.台灣在日本時代教育普及、大部分台灣人會日語：

其實在日本時代，日本人與台灣人受的教育水準有明顯差別，而且城市與鄉村的教育差別更大、男女差別也很大。在日本

時期，台灣鄉下人窮到上不起學的所在多有，更別提懂日語。

因此，懂日語的台灣人，在當時就是台灣人的菁英階級，人數很少。後來到了國民政府時代，這些人依然以「懂日語」來保持他們的菁英意識。

2.八田與一是台灣的偉人：

八田與一確實設計建誥了烏山頭水庫及嘉南大圳，但是這兩個水利設施的興建，並非出自他的善意，而是台灣總督府產業政策的一環，就算民眾有受惠，那也非他的目的。何況台灣的西南平原，向來視治水為重要大事，不是只有他一人而已。事實上，台灣人尊敬所有的水利設施建造者，比如鳳山的曹公廟，祭祀的就是清朝的曹謹，他也是治水功臣。但是曹謹並非奉政府命令治水，而是個人自發的，相比之下顯然更偉大一些。

至於為何近年來特別強調八田與一? 這與南台灣的政治風氣有關，因為反國民黨的政治氣氛強盛，所以故意誇大日本的八田。

3.台灣的廟宇有祭祀日本神明或日本人：

台灣信仰中，有許多神靈來自乩童的扶乩或是託夢，只要乩童說，遇到日本人物的託夢，或者他正好會說日語，那麼當地就有可能建廟供奉。至於廟裡祭祀日本人，其實不一定與尊敬有關，要知道台灣有祭祀客死異鄉的孤魂野鬼的習俗，比如不幸死在台灣的荷蘭人，或是菲律賓人，都有被祭祀的廟宇，祭祀意思只是希望他們的怨靈不要出來作祟而已。另外，還有一些是廟宇祭祀日本人，僅是取悅日本觀光客的噱頭。

筆者所看到的台灣「祭祀日本人的廟」，南部多而北部少，還有些是祭祀墜落的戰機，或是沉沒戰艦的亡靈。

4.台灣保存了許多日據時代的建築：

老實說，對於當地人而言，只是保留他們的舊日風景，與懷念日本關係不大。台灣總督府是所遺留下來的日本建築物當中最有威嚴的，這也是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向台灣居民展示威壓感所建造。

在國民政府來了以後，國民黨之所以沒有對這些建築物大幅改造，只是因為不想花費太多錢，所以就留存使用而已。最諷刺的就是「眷村」，例如台南的「水交社」，原本那裡是日本海軍將校的官舍，但是國民政府接收後，就直接當成眷村來用了。換言之，原本是戰場上的敵人，現在住在敵人的官舍中。

5.台灣的老一輩人，很有「日本精神」：

所謂的「日本精神」，指的遵守約定、不說謊、守時、有禮貌、有公德心等等。但是這根本說不上是什麼日本精神，只是近代化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營運下，不可或缺的一般常識罷了，才不是什麼「古老的良好日本傳統」。

事實上，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也被西方洋人認為愛說謊、不守時，也是近代化之後，才改變成一般常識。

6.台灣對於日本的異國情調：

台灣人確實對日本有許多誤解，例如要復古一間「具有日本時代氣質的料亭」，然而，裡面卻播放著演歌，雖然演歌聽起來很有日本特色，但是演歌是戰後才發展的流行歌謠，台灣的日據時代是不可能出現。

7.台灣對於日據時代的吹捧：

一部分原因是經歷228與白色恐怖時代後，對於國民黨政權的反抗心。民進黨綠色政營也是因為這種理由故意把日據時代說得比國民黨統治時代還要好。

應該注意的是，由於當前的政治動機，人們會依據自己的政治需要，去形塑日本在台灣的統治的形象，那並不是真相，如果真的信以為真，很可能導致政治糾紛。

http://m.match.net.tw/pc/news/international/20191030/507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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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大圳

https://blog.udn.com/h1234567am/article    -->很好的一系列貼文

https://blog.udn.com/h1234567am/4848192

我們水利學者陳鴻圖在其博士論文「嘉南大圳研究」，中為它順理成章地打扮和改裝粉刷的論述，強調「日治以前，……本區都還是『看天田』」，這樣就可見得日本殖民者之偉大功勞了──他是這麼說的：

「日治以前，雖然嘉南平原的水利開發數量已達到181處，但由於埤多圳少，再加上水源的限制，使得水利開發的成效有限，在1930年大圳完成以前，本區都還是屬於看天田的農業型態。」

他強調原本嘉南平原的農業，在「日據以前」原是「看天田」，然而，史實真的是那樣麼？〈陳博士用「日治以前」，就所知，是由於他們抹煞了本文前述的種種日本統治者在台苛毒政策的史實，所以不稱「日據」〉

不知人們是否也會如泥人很好奇──我們都知道本島最早有我先民聚落並發展的地區，就是台南地區，當年號稱「台灣錢，淹腳目」，如果是「看天田」，怎能號召鄉親，是要來比歹命，還是故意要害死鄉親嗎？這使我們可以知道我台民那時冒險專門來台，應該不會是為了「看天田」，也就是史實中，耕地不夠就向北部或中部、東部去發展‧‧‧加上我們知道台灣大規模的「開山撫蕃」，是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後的1874年才開始的，換言之，台灣的人口急遽增加，至1894年甲午戰爭，應該只有二十年左右，並且劉銘傳的現代化工程與發現金礦在北台灣，正帶動了一個有利的就業機會，我先民怎會冒著生命危險來台耕作「看天田」？──那麼史實應該是什麼？  

原來史實應該是──日據以後的日本糖廠所造成的──請看當年我先民的哀告── 

「當明治三十九年……鳳山廳長橫山虎次……竟召集了小港庄附近的土地業主們，一面拿強迫的手段，使他們的土地一定要賣給會社，一面拿欺騙的手段說道：『你們的土地賣給會社後，會社還要給你們耕作甘蔗。』……不得已儘量賣給會社，會社一下手就買了三千甲以上的土地。……那時會社收買的價錢……照當時的價錢可說是不值半價的……後來會社完全買收了那土地後，立刻不履行那要給農民耕作的前約，……就拿米國式的機器犁來耕作了。」  

原來這哀告中的我們先民們，是這樣才失去了自己過去良好的土地，轉耕劣等的「看天田」的啊‧‧‧我們嘉南地區悲慘的先民，竟被說是「在1930年大圳完成以前，本區都還是屬於看天田的農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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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田與一和美國權威賈斯丁間，最後的辯論勝負，日人古川書中說是八田「勝利」了──說「賈斯丁不服輸」── 

「論戰開始了。八田與一有自信地主張：……它的高度過高時則防震力較弱。另外一旦建了圓形洩洪道便難以調整水位，將來不利於增加蓄水量。……總督府數次檢討的結果，終於決定照八田與一的設計實施。然而，賈斯丁也不服輸……推翻了賈斯丁的意見後，八田與一的設計，不必做大更動……此後不再有人對八田與一的設計提出批判和疑慮了。……」[3]  

然而，在那官書「台灣治績志」中，當年，1936年時的描述，卻是這樣的── 

「在日本實為無出其右之大工事，其工程方法之適否，直接影響該事業生命，故其設計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經為聘用美國斯界權威者作充分檢討，結果認為工事實行方法，及部份設計，需要加以修改，乃決定變更部份設計。此外……其既設排水路，儘可利用，而由於埋沒及地形變更結果，需要根本修改其部份。」[4]  

由以上三點看，到底八田與一的嘉南大圳工程本身，這個美國權威認為「認為工事實行方法，及部份設計，需要加以修改，乃決定變更部份設計。此外……其既設排水路，儘可利用，而由於埋沒及地形變更結果，需要根本修改其部份。」的工程設計，「總督府數次檢討的結果，終於決定兆八田與一的設計實施。」新完工後，在三‧五級地震下就發生崩壞的大工程，還能算是一項真正成功的理想設計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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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被其鼓吹為「完美」的──所謂「他採用所謂『三年輪作給水』的灌溉系統」──這配合大圳硬體工程的軟體設計，真的是那麼完美的設計麼？ 

其實，輪作在本省並不少見，各地都有自身的輪作經驗，並且，它所稱的「三年輪作」，宣傳說是「一年稻米、一年甘蔗、一年雜糧」，輪流耕作，可以恢復地力，然而，知道麼，史實是，甘蔗一作就需時一年半，才得收成，所說的各種作物一年，真是隨口說說，並且，除了田地地質有別，何者適於稻米，何者適於甘蔗，不適性而作，卻硬性分派，真是符合經濟生產上，最好的比較利益麼？因而我們就看到當年我先民有如下的批判 ： 

「嘉南大圳組合通常總會於11月31日午後二時在州廳會議室開會。…劉明電氏首先對借金質問其內容，並提議再要求利子降低，次陳按察氏指摘強要三年輪作之不法，而提議通水時期改進……劉明電氏再立起說……假定三年輪作是絕對的好，則無論誰人的土地，宜當一律慫恿嚴守；但是事實上則不然，社有地一任相繼蔗作，獨對民有地強制厲行。」

此外，更不要說，米價高時，為何要農民種蔗，由誰來負責差價？ 

史實是，當然，其結果，不是由日資糖廠負擔，而永遠由被壓迫宰制的台灣農民自行承擔差價！就所知，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宰制之下，所謂「三個保正，只有八十斤」，秤頭過輕的剝削史實，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而產生的。 

更何況，對於該制度，我們今天不難看到我台灣兩位可敬的名人王永慶與吳濁流先生的記錄──王先生，日據下在南部從事碾米業，戰後成為我台大企業家，他曾有如下的回憶。 

「不管田地實際種植的是其他任何更為有利的作物，只要指定的輪作期一到，管區的製糖會社就會調派深耕犁過來，將田地犁深……一旦被強制輪作，使用深耕犁深耕者，必定對田戶造成相當的損失。可是……只能含淚屈從。」[5] 

「記得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我們幾位友人聚在一起閒聊，大家想來想去，始終想不出有任何一個日本人曾經在台灣務過農。」[6] 

吳先生，是日據下的記者，教師，著名小說家，戰事期間曾經任米穀納入公會的職員，他則曾經指出：

「……南部深耕犁事件。這個事件是假借土地改良的名義，來實行榨取政策的。因為稻田若照命令，犁到所指定的深度，就不能栽種稻子……」 

這如果真是一個完美的設計的話，應該只是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者而言吧，對於我們受到其無情宰制的我台先民言，除非是習於為奴隸者，怎會是一完美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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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田與一和嘉南大圳（日本的豆腐渣工程）--郭譽孚

https://www.storm.mg/article/141492

https://home.gamer.com.tw/artwork.php?sn=3546388

底下是一則當時《台灣民報》所刊登的新聞，顯示當時的台南人尚未蒙嘉南大圳之利，已先受其害而苦不堪言了。所以說八田與一對台灣有貢獻的人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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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大圳所留的災禍（《台灣民報》1930-02-15）

賣了土地得不到錢
空留洪水瘧疾禍根
入不敷出賣地還債

嘉南大圳工事雖然要於今年三月告終，而隨嘉南大圳將發生的弊害，亦愈顯明了。
該大圳灌溉的區域，共總稱有十五萬甲，但因為其區域之大，所關係受其影響的人，也自然很多。
茲將嘉南大圳所遺留的弊害，簡單列舉數端於左。
 

（一）被收用土地得不到價錢

嘉南大圳開始工事以後，該大圳的大中小幹線通水路之所需的土地，皆是一一向土地所有者訂買，而大圳即發出承諾書，並不關心於所有者的肯不肯，至必要時，就立即收用之。

但是其買賣價格多看所有者之強弱態度為依歸，故其中有一甲估價千圓者、有五百圓者，還有的即沒有估價便使用的。

可是自從開始工事以來，對於所收用的土地，雖是已經將近十箇星霜，總還沒有將買收金額交給各所有者。

所以一般小地主，莫不非常叫苦哀怨，多說：土地既賣得便宜，然而賣了又拿不到價錢。這一點大圳當局者宜早設法才是了。
 

（二）工事不善發生瘧疾病源

嘉南大圳的工事，向來全然以大圳為本位，在其區域內開設大小幹線排水溝時，皆是給人請負，所以這種工事不完全的很多，處處貯積了水，就生出蚊子，因之麻拉利亞的疾病，將隨著嘉南大圳的竣工，大有增加之勢。而又因為所設的通水路，沒有注意下流的排水，如在夏期雨天的時候，受著嘉南大圳水路的影响，續發洪水氾濫的災禍。在去年即如東石郡、北門郡、曾文郡各郡下，皆有因嘉南大圳之不通而發生水災。令人不堪浩歎。
 

（三）因不堪重稅故要賣土地

嘉南州下郡部各地的土地買賣，近年極為增加，如昭和四年度土地的買賣件數，與昭和三年度比較起來，確實增加有一倍以上。查其原因，雖有種種，然而其最大者，也是因嘉南大圳的關係。

嘉南大圳區域內的小水路組合費，每一甲計要二十餘圓，本年度的工事費水租，計有要二十三圓之多，以外如地租戶稅等的課稅，一甲土地須要繳納八十圓左右。

在嘉南大圳區域內多是看天田，每年一甲的收入，有的不過三五十圓，因所入不敷所出，所以不得不拋棄土地，以避免累年的稅金，或以整理因納稅而擔負的債務。

於是土地價格暴落，況兼再受金解禁的影响，土地也賣得很不值錢。

故有人說，嘉南大圳設立後，在十餘年的將來，地價或者必然的騰貴，但現今的地主恐不能夠得到其幸福，這一大批的土地非落到大資本家大地主們的手裡不可，這一點實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將來要怎麼變化，或是惹起何等的問題，誠然令人不可不注目的了。

四、大圳工程的實際興建〈1920~1930〉

八田與一，是一個學生時代被稱為「吹牛大王」的日本漢子。正如吳新榮醫師當年的紀錄中所描述的 ── 「八田……，唯性稍急……督導工人工作，偶因工程遲緩，則厲聲斥責工人，聞者起悚。」

然而，今天我們的暢銷書上竟如此地褒稱其人──「為了工程的事而煩惱在深思時，若有人叫他，會招來斥罵。在烏山頭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台灣的勞動者絕不會對此有所反感。

被斥罵後反而更振奮……」 使得該八田竟成為島上李前總統與馬前總統一致推重的人物。

然而，在史料中我們還能聽到當年的種種史實。

例如，該工程由於八田缺乏完整的工程經驗，他竟沒有為工人做職前訓練，因而隧道開挖後不久，就造成了因石油氣爆炸而崩塌的慘劇；那是工人在坑道中發現石油與石油氣時，竟不知其危險性所造成的，一次就有50多人無辜犧牲；他竟不知自省，只是責罵餘生的工人。

又例如，這位「吹牛大王」真是個彆扭僵硬的人，該工程曾遇到必需大量裁員的處境，他的做法竟非「汰弱留強」，而是「汰強留弱」，然後振振有詞地說，如果弱者離職將沒有去處，強者離職則不用擔心其前途；他竟沒有想到他所設計與監造的工程乃是關係到我們平原上百萬生靈存亡，那是不能出錯的事業！

再例如，他還曾經為了自己與日本國的面子而拒絕總督府由美國請來的權威專家的指正；在那本日人所寫的書中，說他的爭辯都是對的，所以總督府接受了他的辯解。

此外，由開工後民間就傳出許多的悲憤；因為工程的土地都是無償徵收，地上物沒有補償。

然後，到1925年，大圳工程的濁水幹道先完工通水時，當時民間的怨訴雖然見報的不多，民間已出現了不少怨訴。

例如，「嘉南大圳的灌溉問題」〈1925/10/18〉、「嘉南大圳的工事問題」〈1925/12/27〉、「小農民十大苦況」〈1925/12/27〉等：但是他們還由於心底有一些憧憬，盼望著到正式完工後，真能有較美好的遠景…… 當時包括在該工程部底層的我們台籍工人，都被高度地歧視著；日籍員工當時在烏山頭有功能齊全的宿舍群，其中除了有宿舍，還有醫院、郵局、學校、泳池、雜貨店、網球場，射箭場，還有設備完善的俱樂部；而我們台人則只有「特准賭博」的簡陋工寮可住；他們應該也都抱持著那樣的期盼，只能忍受著日人的「頤指氣使」。

五、原來是設下這樣的「局」〈圈套〉〈1930~1945〉
我們卑微的先民，抱著期望，賣力工作，竟要到大圳工程完工才逐漸知道了自身的真實處境。

1930年底，該工程完工不過半年，新完工的烏山頭水庫就被地震震損了330尺；當時的報紙是這樣刊登該地震的 ── 報導的標題是「地震雖非甚大，島人家屋相當倒壞，寺本台北測候所長談」；其內文，則「本島人家屋，多用土角，建築樣式亦殊。雖屬強震之弱者，亦有相當損害」；另，對於大圳損壞的報導則稱「烏山頭水庫貯水池堰堤崩壞……恐形勢重大變化，警察當局頗憂慮」與「這回的損害，頗有關乎該大圳的生死關頭」。

日殖五十年間，我們島上這耗資最大的一筆建設，竟然是這樣的工程。

所幸，當時是「枯水期」，所以，水庫下游只有幾十甲田地成為魚塭而已。

不過，不只於此的，還有完工後的其他許多新聞，讓我們可看到當年真實的情況：「北港產物賤租稅多民苦痛難言」〈1930/6/14〉「不負責任的水利組合」〈1930/8/16〉「嘉南大圳沒有給水，也要徵收水租」〈1930/9/27〉 「嘉南大圳區域內，地主七倒八苦」〈1930/11/1〉「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無理的受剝，何等悲哀呢？」〈1930/11/1〉「台灣二大工事，南圳水量不足，月潭電力有餘」〈1930/11/1〉「嘉南大圳當事者計畫陰謀」〈1931/5/30〉「台南州下的特別負擔太重，大地主既然如是，小作農更不待言」〈1931/8/8〉「台南州地主會呼籲，救救餓死線上的農民」〈1931/8/15〉「台灣財政危機，住民不堪重稅，行政須大整理」〈1931/8/22〉「世傳的窮鄉，永遠沒有出路，老幼日夜勤勞，終得不到溫飽」〈1931/8/22〉之類…… 這是除了不少人原本是「全年有水」的田地，此時竟成為「三年才供水一次」，「沒有給水也要收水租」的情況；而更大多數「看天田」雖獲得了這難得的一次供水，但是供水時強制的深耕，使它們失去了耕作上的選擇權，從此只能種甘蔗，而甘蔗的價格是被日資糖廠壟斷，常常其定價是不符成本的。

例如，據稱由1930~1942的十二年間，至少有八年，不只是入不符出，更是根本賠本的。

這就是本區「三年輪作」的制度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