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阿嬤家以前是地主，如果沒有國民黨，早就被掃地出門批鬥去了。
只能說，現在一堆台灣人不知好歹。
(轉)方遠北杯講看麥 https://www.facebook.com/fyviewpoint/photos/a.319810565127254/762509714190668/?type=3&theater
10月12日下午11:47 ·
【《返校》：歷史的寄生蟲】#方遠隨筆 #小雷慎入
我去看了《#返校》。在大陸宣布不參加金馬獎後，許多台派覺青雀躍於金馬獎將搖身一變為「民主自由影展」，《返校》囊括了12項提名。它的票房確實好，我在一個冷門的時段，找了一家不太知名的影院，也只能買到第一排的座位。然而，這是少數幾部讓我看得極為不耐的電影，隨著橋段的推進，我越發坐立難安，很想奪門離去。
這部叫好又叫座的電影，團隊並不避諱向外界宣稱，其原型是 #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但電影所堆砌的，是師生戀和沒什麼邏輯的恐怖嚇人。我在想，電影所營造出來的驚悚，其實是歷史脈絡的替代物，有些事情並不想讓觀眾知道，或者，他們說不出口。
劇中師生組成的讀書會，讀的是泰戈爾詩集、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以及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師生的情感是透過《雨夜花》這首歌所建立起來的。而劇中一位被捕的老師大喊「國家殺人」，一位學生發出悲愴且哀傷的質疑：「不過就是讀幾本書而已，為什麼事情會變得這樣？」從而聯繫到全片的主軸「致自由」──只是讀幾本書、抄幾首詩、畫幾片葉子，國民黨就刑殺鎮壓了我們的「自由」。
「自由」兩個字的背後，卻是電影有意無意藏起來的歷史。以下抄錄幾段基隆中學師生的證言：
──「光復後，我在基隆省中讀書時才開始學國語。十分諷刺的是，我在學國語時所學的第一首國語歌曲，即是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它還是學校教官教我們唱的。」（延伸閱讀：張方遠，〈義勇軍進行曲見證兩岸歷史連結〉http://blog.chinatide.net/fangyuan/?p=494）
──「二二八事件那年，我念初三，在學校擔任學生自治會的學術股長，負責管理自治會圖書室裡的所有圖書。自治會圖書室裡收藏的絕大多數都是『紅書』。我本來就很喜歡看書，在學校成績也算不錯，但我書看得愈多，思想便愈加左傾。」
──「1946年5月，我應邀去基隆八堵基隆中學當事務主任。8月份，#鍾浩東 由丘念台和李友邦推薦，接任基隆中學校長。我轉任基中訓導主任。鍾國輝任基中事務主任。初期，我們以中共地下黨員為核心，團結教職員中的積極分子和中國民主同盟的朋友，從事革命活動，主要是在教職員中秘密組織學習小組，閱讀進步書籍，討論時事和中國革命問題等。在這同時，我們也對學生進行了啟蒙教育，並成立學生會，購買進步書報給學生閱讀等。在校外，我們又聯絡台北等地的進步朋友，籌建「中國民主同盟台灣省臨時工作委員會」，以便團結更多的進步分子，參加反對美蔣的鬥爭。」
──「通過考察，我選擇班上一些進步學生，組織讀書會，指導他們閱讀進步書刊，出版壁報，進而秘密成立『民主青年聯盟』。我還接納少數幾個優秀學生參加地下黨。」
──「據我所知，《光明報》的編印，首先由字寫得快又清楚的教學組幹事張奕明，通過短波收音機收聽新華社廣播，抄錄重要時事新聞。然後，基隆中學支部三名支部委員之一的陳少麟老師，根據這些消息，編輯報紙內容。最後，交由男職員鍾國員刻鋼板、油印。」
──「林英杰負責收聽延安發出的電訊，讓李絜把記錄稿帶到基隆中學，交我審稿，排版，再交給鍾國員和張奕明刻鋼板，然後在後操場山坡上的宿舍或山旁一個洞穴裡油印。」
──「我看到吉普車上面坐著幾名持槍的憲兵。然後，押房的門突然開了。憲兵班長大聲點名：『張奕明，開庭。』我看到張奕明一路微笑著，從容地走出押房。臨上車時，她還堅定地呼喊著：『#共產黨萬歲！』」
（以上摘自藍博洲著《幌馬車之歌》。）
在電影中，進步書籍與延安訊息，變成了情詩小說；中共地下黨組織，變成了單純讀書會；《義勇軍進行曲》變成了《雨夜花》；「共產黨萬歲」變成了「國家殺人」。當然，認同「紅色祖國」、左翼革命理想，也全部變成了「致自由」。
台獨的歷史和英雄在哪裡？電影的敘事和透露出來的史觀，最為荒誕的地方，就是寄生在中共與新中國的歷史和英雄身上，吸吮著台灣進步烈士的鮮血，滋潤著貧乏空虛的「轉型正義」與台獨史觀，不就是歷史的一隻寄生蟲嗎？
片中張明暉老師在就義前，告誡著他的學生、也是讀書會的倖存者魏仲庭：「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看到這幕時，我心中一直浮現出智利詩人 #聶魯達（他也是共產黨員）的詩作《#獻給黨》：
「您讓我知道要仇恨敵人、抵擋獨夫。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也看到人類幸福的可能。您使我堅不可摧，因為我與您同在，我雖死而猶生。」（全詩請見：http://blog.chinatide.net/fangyuan/?p=176）
這首詩由台灣的左翼作家、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映真譯為中文。我會想起這首詩，是因為聶魯達所描繪的共產黨員為信仰和理想犧牲的「雖死猶生」，與《返校》電影裡訴諸為了追究「殺人兇手」的「活下去」，實在是諷刺地令人無語。說穿了，這部電影就像是促轉會的文宣，像是瀰漫台灣的那股「亡國感」──自欺欺人、自己嚇自己。
這部電影有句台詞流行了起來：「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然而在藍綠聯手壓制的台灣歷史面前，這個社會其實根本還稱不上「忘記」或是「害怕想起來」，因為幾乎沒有人為了《返校》感動拭淚的同時，真誠地鼓起勇氣直面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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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位於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紀念1950年代為了「民族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死而後已」而犧牲於台灣的「隱蔽戰線」烈士。張方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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