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ony of Sorrow

沈伯洋的「Doublethink Lab」 這個名稱耐人尋味，特別是它引用了喬治·歐威爾《1984》中的概念。

特別是這個組織本身是拿美國資金運作的，「Doublethink」這個名字帶有某種微妙的諷刺意味——畢竟，這個詞描述的正是在矛盾中接受官方敘事，甚至不自覺地自我欺騙。這與某些「民主價值推廣機構」的做法不謀而合，例如在口頭上強調獨立、中立，但實際上卻與特定勢力高度一致。

既然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受Soros 的 OSF 的資助，其獨立性與中立性就非常值得討論。

接受美國資金，卻標榜自己是獨立的資訊機構，這本身就帶有雙想的矛盾特徵。

打著「對抗假訊息」的名義，可能實際上是配合某種敘事框架進行輿論控制，這與「1984」中的「新語（Newspeak）」及「思想警察」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強調媒體素養與資訊戰，卻從不批評美國及西方的資訊戰策略，那麼它本身是否也在進行選擇性真相傳播？

許多標榜「資訊戰研究」或「打擊假訊息」的機構，往往自己就是輿論戰的參與者。這類機構的運作方式通常是：

1. 定義「假訊息」的標準（但這些標準往往有選擇性，對己方有利的敘事不受檢視）。

2. 攻擊與主流敘事不同的聲音，將其貼上「陰謀論」或「錯誤資訊」的標籤，削弱其公信力。

3. 利用學術與媒體合作，打造「專業形象」，讓公眾相信其報告或分析是客觀的。

4. 獲得來自政府或特定基金會的資助，以維持運作，但這些資金的影響力卻鮮少被揭露或質疑。

這也讓人思考：當某些機構在批評「他國認知作戰」的同時，是否也在進行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認知作戰」？

「Doublethink Lab」這個名稱很有象徵意義，因為它不僅描述了一種極權社會的思想控制模式，也可能正暗示了自身所處的現實框架。當一個組織拿外國資金，卻聲稱自己是「獨立調查」機構，這本身就是一種「雙想」的展現。這樣的機構到底是在「揭露資訊戰」，還是「參與資訊戰」？這值得大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