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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丰县
这一场解救小花梅的事件,让所有不了解历史和地理的人,也都开始注意徐州丰县这个地方。
人们也发现了徐州和丰县三番五次的公然撒谎,完全无视民意,公然拘留无辜人员,刁蛮的程度令人咋舌,好像那个地方还处在原始社会。
甚至让人不相信,都2022年了,居然还存在这样的地方。
后续屡次爆出来的资料显示,徐州的惨案绝对不止小花梅一件。
连续爆出来的拐卖人口,精神病女性,甚至河里打捞的女尸,让人觉得徐州这里是不是人间地狱。
我们总结,男女比例不平衡,重男轻女的观念一日存在,拐卖妇女儿童的惨案就一日不可能灭绝。
有人就问,这两个因素其他地方普遍存在,为什么徐州就这么黑暗?
是的,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是人,但是,人都是环境和经历的产物。
为什么惨案在这里这么集中,为什么当地办案的风格这么简单粗暴?
背后有个根本的原因:黄河泛滥。
这里是黄泛区。
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生存方式,而生存方式决定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
这是一片特殊的地带,从历史上看,这里是权力脉络的“隙地”,是内地的边陲,黄河泛滥催生了一批生活在农耕地区的游牧人群。
泛滥的黄河让这一代老百姓常年困在饥荒,逃荒中,疲于挣扎,所有的传统和心理就和富庶地带不同。
身处黄泛区的人民,没有农耕地区的稳定心态,又没有沿海贸易地区的开放心态,在一次一次大自然的肆虐下,心态必然扭曲。
他们是罪恶的,同时他们也是无辜的,他们制造着惨案,但他们也都背着祖祖辈辈的血泪。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层面了解以下黄泛区的故事。
历史上的黄河泛滥
黄淮流域之间的四省交汇处,是大片平原地带,本来土地丰饶,很适合耕种。
可惜黄河经常改道,经常决口。
汉文帝十二年黄河在酸枣(今延津县境)决堤,是汉代黄河最早的一次决口。
新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决口,经平原、济南,流向千乘入海,这是史载大禹治水之后黄河第二次大改道。
第一次改道在周定王五年。
从此之后,黄河水灾频繁,到了宋以后更加严重,处在黄河下游的地区和百姓从此连年灾难不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有清一代 260 余年间,不计晚清改道后下游民埝的漫溢决口,仅有案可查的决口次数就达 170 多次。
但黄河泥沙含量太高,“黄河斗水,泥局其七”。
洪水流经之处,土地都被泥沙覆盖,原先的良田迅速盐碱化,粮食减产。
黄泛区本来就次次人民财富被洪水吞噬,再加上泛滥一次,土地恶化一次,这个地区就越来越贫困。
所以人们就只能经常逃难,逃难的路上打工偷盗。
当地人甚至把讨饭当成必不可少的生存经历,黄泛区的父母为孩子定亲的时候,还刻意要问问对方,你讨过饭没?
没讨过饭,可能是个累赘。以后洪水来了,怕是难以抵挡。
其实现在的人们,还活在历史中。在大自然面前,人力的作用微乎其微,面对黄河泛滥也是如此。
后来我终于理解了,我在本科时期,听到舍友只言片语背后的经历的惨剧。
我本科时,就读于郑州一所高校,同学们河南人居多。
舍友中就有三位河南同学。
我本来来自底层穷人家,却发现她们更穷。
一年暑假后开学,一位同学对我说:“孙娟,我们县都被淹了,黄河决堤。家里冲的什么都没了,地里种的也都被冲了。”
我问她:“那你们怎么办。”
她就给我回忆起她家里经常讨饭的故事。
有一年暑假开学,她居然兴高采烈的对我说:“孙娟,你知道不?今年没决堤,我家今年能有收成了!”
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个高兴背后,是年年遭遇洪水的绝望。
同宿舍还有一个同学,开学来时,背来一编织袋红薯,花了十几元买了一个电热杯。
每天中餐,晚餐,煮一个红薯,吃了一个多月,没去食堂打饭。
她连红薯都省着吃,每天只吃两个。我当时怀疑,她这样不会营养不良吗?
当时我们习惯打饭后回宿舍吃,发现她放学后不打饭,坐在旁边等着。每天都有人吃不了一份面,一份菜。
这时候她就站起来说,我尝尝。说完就把剩下的吃光了。
后来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每天故意多打一些饭菜,每次吃一半就说我吃饱了,这位同学就赶紧过来,她要尝尝。
现在看来,她们的家乡都在黄泛区。
国民党“以水代兵”致89万人死亡 (註:這邊是用共產黨史觀,可靠度自行尋找更有根據的資料)
在黄泛区,不仅大自然折磨着老百姓,就连军阀权贵,也在为自己的目的,人为制造灾难。
1938年5月,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当时的形势使郑州处于危急之中。
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政府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河南郑州北郊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
花园口决口后,奔腾的黄河水迅速下泄,确实挡住了日军。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
但花园口决堤事件给黄河下游豫、皖和江苏等地的中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黄河水下泄后,形成了大片黄泛区,间接导致了惨绝人寰的1942河南大饥荒。
根据韩启桐、南钟万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提供的数字。
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间黄泛区河南因黄泛而死亡人口有325598人,江苏死亡人数为160200人,安徽省推断在40万左右,共计89万。
而根据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深入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显示:“河南黄泛20个县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毙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约631070人。”
看到这些数字,我心口很堵 ,就流泪了。
老百姓,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真的是任人捏玩的野草啊。
这种人祸曾在影视剧中也有体现,《大明王朝1566》中,奸相严嵩几十年宦海沉浮,早就摸准了皇帝的这根脉,在他最缺银子的时候,提了一个“改稻为桑”的国策,得到高度肯定。
什么是改稻为桑?就是把江浙地区的农田都改为桑田,从生产阶段逼迫农民种桑养蚕。
如果是放在21世纪,这是一个农业产业升级的提议,但是在五百年前的1566年,这个举措遭到民间的强烈反弹。
原因很简单:不划算。
改稻为桑遭到了阻力,朝廷是要问责的。这时候,严党头领、严嵩儿子严世藩会同江浙地区地方官员郑泌昌、何茂才一起,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毁堤淹田。
他们趁端午汛期期间,掘开新安江九县堤坝的闸门,洪水滔天,田地、农舍瞬间淹没,家破人亡!
老百姓的命都不是命啊!
洪水过后社会失序
天灾人祸双管齐下,致使当地老百姓如同亡命之徒,社会必然会乱。
其实老百姓比任何人都希望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老百姓没有野心,只想守着自己的土地,安安定定的生儿育女,尽享天伦之乐。
有口吃的,有衣穿,他们就不会有其他心思。
但是,最简单的生存方式,辛勤劳作,打得粮食,积累财富,增加子嗣,这些,在黄泛区都成了奢望。
每次洪水过后,当人们再次走进自己的田地里,发现地貌大变。
原先的地界都没有了,此刻,只能是谁抢到就是谁的。
一直以来,人们期待的稳定的用积累的财产购买土地的方式,都用不上了。
人们发现,只能靠抢。
财富是抢来的。
而且,农耕地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直都是熟人社会之间的信用和道德。
可是,每次洪水过后,人们发现,自己的社会网络也被冲的七零八散,亲戚朋友债主仇人,都逃荒了。
社会契约和法律还没有出现,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也冲散了。
家人朋友等天然伦理关系的束缚也冲散了。
人获得了彻底的自由。
在如此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会本能选择短期策略。
要么就尽快逃离。
所以清代安徽官府那才会这样评论:“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
这一片灾难频发的土地啊,山高皇帝远,逐渐催生出吏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地主压迫深重、盗匪四起,百姓苦不堪言。
黄泛区盗匪如麻
既然这片土地靠循规蹈矩的积累财富无法实现,靠抢掠反而能获得土地。
又缺少族长,家长等稳定的世俗约束。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于家园常常失散,就变成了农耕地带的游牧人群。
可惜,这里不是草原,也不是森林,他们游牧和打猎的目标,只能是人。
民风自然争强好斗,为了防御,也为了攻掠,一旦手中有积累,农民不是购买农具、土地,而是采购长矛、刀剑、甚至火枪。
进可伤人,退亦可自保。
所以黄泛区盗匪如麻,盗匪不是独立于老百姓存在的,而是出去抢掠,能给自己家里多一个经济来源。
所以,这个地方的盗匪和老百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苏北为官,他形容此处“土地荒芜,民惰而好斗,习于抢劫,故该地素称难治。”
美国汉学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裴宜理指出,黄泛区盗匪如麻的根本原因,是当一户人家的粮食常常不足以养活全家。
于是,多余的儿子就变成“光棍”,自寻出路。有的光棍会去打工、乞讨、当兵,有的则会入“捻”为匪。
一小群人就是凝聚起来的一个捻子。
小捻子只有几个人,偷窃、盗墓、偷割庄稼。
大捻子有数十人至数百人,绑架、敲诈、收保护费、收买路钱。
更大的捻子则成千上万,动辄跨县连郡,攻占城池,甚至变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
最大的捻匪首领张乐行,鼎盛时统兵二十万,控制几十个县城,是豫东皖北事实上的统治者。
英雄人物尽在黄泛区
所以现在就能理解了,为什么黄泛区出了那么多历史上的英雄好汉。
都是被天灾人祸逼的走投无路了。
民匪一家,长期下来战斗力强,养成了彪悍的民风。
家里的财产也没有什么可保护的,父母妻儿经常死的死,散的散,家庭成员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
一旦被逼到极点,很容易揭竿而起,成为逐鹿中原的英雄好汉。
历代农民起义,很多来自黄泛区。
宋徽宗时期,被赋税和黄河水灾逼得倾家荡产的宋江,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农民兄弟会,就上了梁山。
元朝末年,出生在安徽凤阳的朱元璋被洪水和战乱搞的家破人亡。
一个脱离了所有世俗枷锁的人,在大地上游荡了几年,最后拉拢骁勇善战的老乡参加义军,消灭各路诸侯,一统天下。
出生在丰县的刘邦,早年就是在一群光棍里打滚的社会混混,环境教给他的无视规则的流氓习性,帮助他最终成为皇帝。
清朝末年,捻军虽不如南边的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也同样取得不俗战绩:他们击毙了蒙古名将、八旗军统帅僧格林沁亲王。
从民国至今的近现代战争史上,黄泛区的民间行动也数不胜数。
丰县处于“隙地”
丰县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导致了当地的荒蛮的暴烈。
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就有一条干线道路网。汉代的大都市,都在这个网上,有干线分叉,就是各地区的道路网络。
这个道路上的连接点或者终点,就是郡县。郡县以下,这些道路网又联系到各地的乡里。
政治权力也是通过这个道路网下传,实现统治的。下面的信息民情,也是通过这个道路网上传的。
所以,离干线越远的地方,资源越匮乏。
这些道路之间的地方,照顾不到,就形成了隙地,隙地虽然离大城市不远,但离干线远,往往教化不达,政令不够。
相对于中央,相当于盲区。
所以就非常不稳定,这些隙地地带,往往就是土匪,和农民起义的发源地。
秦汉历史上,农民揭竿而起,甚至能颠覆朝代。
比如,陈胜、吴广起于云梦,新市绿林起于南阳乡聚。他们起事的地方都不在大路上。
所以,当他们起事时,官方可能一无所知,等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
而徐州,也正好处在省与省的交界处,既有可能形成权力真空区,在历史上,也经常形成军事空白区。
城市虹吸效应 使苏北更穷
城市虹吸效应,是指经济实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城市将周边的中小城市以及一些小城镇的优势资源,包括财富和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
这样就导致附近缺少机会和资源的地区加速衰落,或者难以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毗邻长江三角洲这个开放前沿的苏南,因为其地理优势,与苏北的发展就开始了巨大分化。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苏南出现了大量的企业。
民不聊生的黄泛区,看到这个能够生存挣钱的机会,人口便加速流向苏南。
青年都去发达地区务工,在弃婴潮中活下来的少数的女性,也能外嫁的外嫁,当地就只剩下大量的光棍了。
灾害频发,穷困无着,靠抢掠沿袭了上千年。
文化迂腐落后,资源匮乏,光棍集中。
又在天高皇帝远的隙地,这样的地方,发生惨剧就顺理成章了。
惨剧不是今天才发生,也不是只有小花梅一起。
我们悲愤于这个地区的野蛮黑暗,但是痛诉之余,要想想,怎么才能阻止惨剧继续发展下去。
当地人野蛮的背后,是他们对生存的无奈。
我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但凡能安居乐业,就不会去打家劫舍。
但凡能有个正常媳妇吃口热饭,就不会用铁链子拴起女人来折磨。
不到迫不得已,也不会杀人。
如果能给他们一些治疗根本的政策和管理,也许能把这个地区从罪恶中拉出来。也就能免于那么多无辜的女性受到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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