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無完人，李仙得在羅妹號事件時的作為，無可厚非，甚至稱得上是和平締造者; 他在後來的牡丹社事件，為虎作倀，傷害了台灣及原住民，也只是拿人薪水，替人出謀劃策罷了。民進黨當局力捧「斯卡羅」，用心昭然若揭，就是要斬斷台灣和中國的臍帶，證明原住民也能撇開中國，單獨和美締約;
不過也不必用負面觀點來看此劇;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此劇也清楚的揭示了漢民族都是由唐山渡海來台，千辛萬苦才經營出一番局面；中國清政府設府駐軍也是事實，雖然與帝國主義掠奪思惟不同，只是消極治理，沒想把控制權伸入「蕃界」，但外國勢力如英美等，出事時還是以清官府為第一交涉對象；至於後來日本侵台時，所持之理論「蕃界無主論」，其實荒謬至極，完全無視原住民之存在，把他們當塑膠。原住民無論想自成王國，或依附清政府，應該都不是日本這種外來者能置喙的。
「斯卡羅」從正面觀點，呈現了多元族群面象，也印證了台灣大陸千絲萬縷，唇齒相依的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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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卡羅開播之後……》
迷失在官方史觀中的細膩史詩
～高金素梅2021.8.18
在獅子擁有牠們自己的歷史學家之前，狩獵史歌頌的永遠只是獵人！
八月十四號，公共電視舉行了電視影集「斯卡羅」的全球發布記者會。主持人開場的時候說：這部戲劇呈現的是，1867年羅妹號事件之後，多元族群的交會和共生共存；南岬之盟的和平盟約，讓台灣再一次登上國際的舞台。
公共電視董事長陳郁秀，強調這部史詩旗艦計畫的大河劇，透過戲劇的張力，重現了當年的場景和社會氛圍。她希望年輕人能透過「斯卡羅」看到過去，展望未來，創造未來，讓國際看到台灣，得到國際支持。
這是這次全球記者會中，台灣官方的想法和立場。他們把這部戲劇當成歷史的典範來介紹，好像這部戲劇就是真正的歷史。
但是，當有人提出歷史質疑的時候，一些文創工作者卻說：「創作並不需要對歷史負責。」這種「官方當正史，戲劇是創作」的說法，聽起來好像自成一種政治美學，但是光憑這種自相矛盾的宣傳話術，就能不顧史實、編造一套官方史觀嗎？
南岬之盟，真有這麼神聖重要嗎？官方說這個和約，讓國際看見了台灣，但當時台灣原住民族還沒有看到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呢？
斯卡羅戲裡的那個李仙得，來自美國，剛打完內戰。美國人是怎麼對付和那些和他們簽訂和平盟約的美洲原住民族呢？
美國鎮壓原住民族的歷史就是：能鎮壓就鎮壓，不能鎮壓，就暫時簽和約拖過去，等到時機成熟了，就撕毀所有簽過的條約。
所以，從反對帝國主義殖民的史觀來看，南岬之盟並沒有什麼偉大之處，簽下那個和約之後的李仙得，得到了在東台灣行動的自由。李仙得後來把他在台灣東部勘查的報告和地圖，交給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重金聘請他，成為天皇遠征台灣計畫的顧問。為了要強調你想登上的國際舞台，讓世界看到台灣，就能無視原住民族簽了和約之後，所付出的重大犧牲代價？這樣的歷史觀點，就是文化部長李永得所說的「一種歷史解釋」嗎？從斯卡羅影集耗費兩億元拍攝製作，官方全力支持的角度看來，李永得部長口中的歷史解釋權，是非常昂貴的。原住民族如果沒有官方的支持和財源，自己的故事只能說給自己聽！
族人朋友們，別管有沒有人聽見，別管有沒有資源，就讓我們發出獅子般的歷史吼聲，撕開官方史觀的缺口，還我原住民族的歷史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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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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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大戲《斯卡羅》要上映了。
此故事以陳耀昌先生的小說《傀儡花》為原著，
敘述發生於1867年三月的羅發號船難事件，
及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的故事。
小說中，他稱為李禮讓。
小說中的李禮讓被奉為英雄般的主角，
英勇征戰，有情有義。
然而，現實上，
#他卻是一個背信棄義的出賣者，
#出賣了原住民對他的信任與承諾，
#指引著日本軍隊來屠殺原住民。
我還不知道公視是怎麼拍的，
但把李仙得英雄化，美化，
那簡直是對被屠殺的原住民再次的侮辱。
而且是對被出賣的台灣人尊嚴的踐踏。
李仙得後來自己寫了書。所以史料都不難找。
我根據他的書，以及牡丹社事件的研究，
寫了一則總結的歷史敘事。
見諸於《#有溫度的台灣史》一書中，
今引用於此，請參閱。
（文長慎入）
#台灣故事：《#賣台第一人──李仙得》
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坐在瑯嶠八社總頭目卓杞篤所帶來的兩百多個男女土人中間，他和帶來的人席地而坐，沒有武裝。但卓杞篤和他帶來的人則把槍放在膝蓋上，在他們的旁邊圍坐。
在李仙得的眼中，這些土民穿著不同特徵的服飾，顯然代表了好幾個族群，其中有些女子長得很漂亮，像西班牙和義大利所見的美女，有的頭上戴著雉雞羽毛的裝飾，穿很大的耳洞，像日本的佛像，有人肩披一塊布，從背後繞過肩膀和脖子，在前方打結，他們都帶著滑膛槍、弓箭、短刀或長矛，矛頭上還裝飾著所殺之人的毛髮。他們嚼著檳榔，仔細的聽著卓杞篤的談判，如果有不贊同的想法，就會大喊大叫打斷，以表示意見。
這是一場嚴肅的談判。時間是1867年10月10日，談判的地點在恆春郊外，一個叫「出火」的地方。由於這裡岩層地形有許多小山洞，洞口偶而會冒出火花，把樹枝丟上去還會燃燒，因此得名。
地點是卓杞篤決定的。談判的雙方主體，則是李仙得選定的。他認為屏東海邊這一帶，是台灣最南端，從海岸邊到山上有不少原住民部落（包括卑南族、排灣族、阿美族等，各族都有），還有附近聚居平埔族和漢族，以及他們混生的後代，基本上沒有一個代表的主體，卓杞篤是當地十八社的總頭目。他至少有一定的權力，可以管理這裡。而在這裡，清朝政府官員說，他們的權力無法管轄到原住民的山上部落，所以無法替發生船難而被殺害的美國船員作主負責，來處理賠償與後續的安全管理。
李仙得認為，最南端的海岬，是最容易出海難的地方，如果不能談判出一個和平解決的方案，以保證落難者的生命安全，以後航行很危險。
李仙得沒帶什麼人來，只有一個著名的台灣通必麒麟、三個通譯和一個嚮導。事實上他要出發之前，陪同他到屏東車城的鎮台總兵劉明燈就表明，可以帶上五百個士兵保護隨行，但被他拒絕了。他認為自己就夠了。
這一次危險的談判起因於。1867年三月，美國船羅發號（rover）在台灣南方海上七星岩觸礁失事後，遇難的船長杭特和夫人，以及一些船員搭著小艇上了岸，卻被原住民殺害。只有一個廚師逃走，回到打狗（高雄），高雄的英國人曾交涉，但已經太遲。
李仙得曾透過福建巡撫對台灣府官員施壓，但沒有結果。後來他去探了車城一帶的地形後，建議派美國船艦來遠征，對原住民進行懲罰，但遠征艦根本沒通知他，不了解地形而以失敗告終。李仙得為了發動攻擊，要求美國柏爾少將派遣砲艦，卻遭到拒絕。顯然，美國軍隊不聽他指揮。他在美國領事館是孤立的。後來從福建巡撫處得到支持，才派遣了「志願者號」船艦前往台灣。但他告訴美國的上司說：「我只是去做一個旁觀者，我對中國軍隊沒有管轄權。」
雖然如此，一到南台灣，他就發揮了機智的領導能力。那時是九月底，正是恆春多風多雨、熱帶病好發的季節。他利用帶來的藥，號稱可以幫人治病，再輔以傳播，希望他的聲譽可以傳開。另一方面，鎮台總兵劉明燈帶來的七百多名士兵，以及在地方上召集而來的一千五百名民兵，更是聲勢浩大，並且宣稱要把不願和談的反抗者一起消滅，讓當地居民感受到戰爭的巨大壓力。消息因此傳了出去。
在這樣的情勢下，李仙得和卓杞篤帶來談判的人數雖然差別很大，但李仙得有武力為後盾，並不恐懼。
一開始，李仙得開門見山的說：「為何殺害我的同胞？」卓杞篤回答：「很久以前龜仔甪社差點被白人滅族，僅有三個人活下來，他們要後代報仇。但是他們沒有船可以追擊白人，只能儘可能的報復。」
「這樣不是會錯殺很多無辜嗎？」李仙得說。
「我知道，我也反對這樣做，所以才到保力來找你，表示我的遺憾。」
李仙得接著問他，那你準備怎麼做？
「如果你們打算開戰，我們當然會抵抗你們，不能保證結果如何。假使你們打算和好，就會永遠和平。」
「我很高興可以避免流血。」李仙得說。這時卓杞篤把槍放在一邊。
隨後達成談判的結果是：以往的事不再追究，只要他們不再殺害船難者，以後如果有船難者上岸，就交給瑯嶠的漢人處理。而船員如果上岸取水或其它東西，也不會侵犯。雙方同時約定，船上可以掛紅旗作為記號，如此他們一定不會侵犯掛紅旗的船。整個會議進行了四十五分鐘結束。
李仙得沒有直接回車城，而是走另一條路，去查看上次美軍來攻打而被原住民打敗的地形。他有心的到處勘查，記錄地形、部落、道路等，為下一次的發動攻擊做準備。
李仙得的談判得到不錯的結果，有兩個案例得到拯救。1869年，他再度來台，南下去探訪了卓杞篤。兩人一見面就認出了對方。卓杞篤表明他對李仙得族人（指白人）的感情沒變。這一次他作了更多準備，送給卓杞篤許多禮物，包括：180碼的紅色羽緞、一把小手槍、一枝單管獵槍、象牙小望遠鏡，以及一箱琴酒。很顯然，卓杞篤非常高興，為了讓雙方的形諸文字，還簽了更詳細的記錄。
然而，李仙得所在乎的是清朝的官方作為。他認為台灣生蕃之地接近漢族所在，如果清朝可以就近管轄，在恆春一帶建立砲台，派人駐守，就一定可以收到保護的效果。但清朝官員顯然把這個承諾置諸腦後。
李仙得試圖說服清朝官員，不能說因為在1430年發現台灣，就聲稱擁有這塊島嶼的權力，因為台灣的許多地方仍被清朝標示為未知的領域。而清朝即使尚未在東部的所有部落建立統治機構，仍然可以透過聲明，表明他們對這些領域具有絕對的行政權力。
然而，很顯然的是，李仙得所談的是國際公法中，對國家主權範圍與統治權力的觀念，清朝的官員根本還未具備，以致於根本沒有這種敏感性去處理他所提的問題。等到牡丹社事件一出來，問題就嚴重了。
1871年10月，一艘琉球國的船，在回航時遭遇颱風，漂流到台灣東南部八瑤灣，船上有六十九名乘客，溺死三人，六十六人登陸。他們沿著海岸走，到了高士佛社，當地人還煮了完整的大塊地瓜，算是以高規格接待。次日，高士佛社的人拿著刀，比手勢說要出去打獵，晚上請他們吃山豬肉。卻不料琉球人害怕了，以為要殺害他們。就趁著他們外出時逃走。跑到牡丹社那邊，一個叫楊友旺的漢人家裡。
不料，高士佛社的人回來後，看到琉球人走了，就非常生氣，追到楊友旺的家。因為他家太小，只躲得下十二個人，其餘在屋外的五十四人都慘遭殺害。不久，牡丹社的人聽說了此事，竟來到楊友旺的家，把死者的人頭給砍了。倖存的十二人逃過一劫，在當地人楊友旺的幫助下前往台灣府（當時在台南），由清政府安排歸國。
（以上說法，是根據後來高士佛社的耆老的口述歷史所改寫）但後來日本人搞錯了，以為人是牡丹社殺的，於是被稱為「牡丹社事件」。
此事本與李仙得無關，但因為英國領事在處理一宗船難事件中，與卓杞篤交涉，多次提起李仙得，於是讓他興起三訪卓杞篤的念頭。1872年3月，他搭上美艦，前往台灣；此次他帶了更多禮物，準備分送給各部落。順利的見面之後，他打聽了牡丹社事件。他知道卓杞篤來不及阻止，就發生了殺人的罪行。但他的台灣通譯說起此事時說，主要責任在清朝，因為如果他們遵守承諾，在地方派駐充份授權與武力的官員，牡丹社的人就算沒時間將日本船難者送到台灣府（時在台南），也可以輕易的交涉贖人的事。更何況，平時都未就土人保護船難者及其滯留期間的費用，訂定賞金與補償辦法，就算是與卓杞篤訂定協議，牡丹社或龜仔甪社的人也不會做。
李仙得本希望把與卓杞篤的協議從白人推及日本人，但顯然並未成功。李仙得因此與美國駐北京公使鏤斐迪失和。而國會就他調任駐阿根廷布宜諾思艾利斯公使的表決一直未通過。他一氣之下就決定離開廈門，返回美國。在返美途中，經過日本，美國駐日公使告訴他，日本已經把琉球併吞了，日本政府正在為琉球遭牡丹社殺害的人民尋求賠償，並且介紹他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認識。李仙得於是呈交了一份報告，將他原本交結美國國會的報告，乃至於其中幾幅台灣南部地圖，以及恆春半島詳略，都一起交給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南台灣踏查手記》一書中寫道：「他們說服我留在日本，以便提供意見，讓日本能以最好的辦法，在台灣東部和南邊海岸建立殖民地。」
1872年12月12 日，李仙得正式辭去美國領事職位，為日本外交部工作，年薪12000美元（這在當時是天價，歷史記載，當時在美國開鐵路的華工，年薪也只有300美元），並且成為天皇遠征台灣計劃的顧問。
1872年12月，他隨即以二官員身份，陪同日本外相副島種臣赴北京會談牡丹社事件的賠償事宜。
一如李仙得在他的書中所寫的，要讓清廷承認他們對台灣的東部與南部蕃地沒有管轄權，如此日本就有進軍台灣的理由。這一次談判的重點，即是李仙得的計劃。問題在於，清廷的官員中，本就缺乏國際法與領土管轄權的觀念，自然中計。
清朝大臣毛昶熙答覆說：「二島（琉球與台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次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
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縣漁民的證據，又追問「貴國既然已知撫卹琉球民，為何不懲辦台番？」。
不料毛昶熙以「殺人者為化外之地的生番」來回應。日方就說：「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
此時，毛昶熙竟做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回答：「（台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
這個說法正中日本的下懷，立即準備向「無主番界」出兵。
日本派大隈重信任「台灣蕃地事務總裁」，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西鄉隆盛的弟弟）為「蕃地事務都督」，依李仙得的建議，向英、美租用輪船，並事先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台調查，準備出兵。
1874年初，日本開始調兵遣將時，列強各國感覺日本有意侵佔台灣，如此一來等於幫日本攻佔台灣，對他們不利，因此突然轉變態度，表示反對，聲明中立，更拒絕租借船艦給日軍。英國更扮演密報者、仲裁者雙重角色，從洋行、稅務司、領事到公使，都緊盯著局勢的演變，向中國通風報信，並直指美國人李仙得為事件主謀。日本政府感受到外交壓力，決定停止此次行動，下令罷兵。但西鄉從道以「已經準備妥當」為由，拒不受命，悍然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出兵台灣。
而隨著事態的發展，到了4、5月間，臺灣道、臺灣鎮、閩浙總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各級官員對於「番地」主權的發言立場漸趨一致，4月18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英國正使梅輝立表示：「其人雖不治以中國之法，其地究不外乎中國之土」，代表清廷的基本立場。
1874年5月8日，日軍在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社寮村）登陸。剛開始幾天，遭到當地原住民的強烈抵抗，激烈交戰。日軍陸戰隊不諳地形，雖然武器先進，火力強大，但原住民慓悍善戰，運用地形，神出鬼沒，打得日軍頗為狼狽。後來是有一組陸戰隊員攀上峭壁，居高臨下，用機關槍掃射，火力太強，原住民難以躲藏，情勢才逆轉。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在戰鬥中身亡。
日軍兵分三路掃蕩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佔領後即焚燒村屋，進行掃蕩。但部隊仍不敢久留，迅速撤回營地。
日軍未曾料到的是，台灣南部的氣候到了五月已經很炎熱，隨著六、七月夏天的來臨，死者增加，熱病開始盛行，痢疾、瘧疾對北方的日本人來說，變成難以承受的災難。
此次侵台戰役，共計兩個多月，日本派出約3600名的士兵，最後卻剩下不到600名，戰死之外，有兩千多名士兵死於瘧疾。
日本知道這種氣候無法再撐下去，急於求和，就央求英國出面幫忙談判，達成協議後趕緊退兵。
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終於體認到台灣的重要性，轉而積極治理，增設府縣，並對台灣東部及原住民地區以「開山撫番」的名義，進行更多開發，並打通台灣東西部的越嶺古道。
因為對台灣東部的開發，才有胡適的父親胡鐵花被派去台東擔任「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屯」。現在，台東還有一條「鐵花路」，以紀念他。
然而，日本在牡丹社事件沒能吞下的台灣，終於在馬關條約裡割讓了。
從琉球船難的牡丹社事件，到日本併吞琉球，再到利用清朝國際法觀念不足而藉口攻打台灣蕃地，再到日本有意把台灣當殖民地的概念，這整個過程中，李仙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熟悉恆春半島地形，更了解牡丹社、高士佛社等地，他奉獻給日本侵略者詳細的地圖，建議的戰略，乃至於如何攻打的方式，他等於是一個殖民帝國的引路人。日本之殖民台灣，也伴隨著他的引路而展開。而這一切，竟都肇始於他前往恆春半島與卓杞篤等簽訂和平協議。
可以說，對他充滿信任的卓杞篤和原住民，都被他出賣了。他帶著日本帝國的槍砲，來攻打曾善待他的台灣原住民。李仙得，台灣原住民不應該遺忘的第一個出賣者，「賣台第一人」。
1874年7月，李仙得獲得日本天皇「勳二等旭重光章」，以表彰他的貢獻，他是首度（包含外國人與日本人）獲得此一天皇勳章的人。他一直留在日本，直到1890年，轉而擔任朝鮮內政部的一項職務，後曾擔任朝鮮國王宮內省顧問，直到1899年在朝鮮去世。有意思的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是因朝鮮而起，而其後果是台灣的割讓，這其中，都可以看到李仙得的影子，在日、台、韓之間穿梭。
(逆風的烏鴉)
英雄與否不是重點，史觀才是重點
前幾天，楊渡先生在臉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公視的「斯卡羅」。他認為，斯卡羅改編自小說「傀儡花」，該書把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也就是「斯卡羅」中主角之一的李仙得描述成英雄人物，十分不妥。
楊渡耙梳的敘述，說從史實上，李仙得雖然和原住民達成協議，處理了羅發號事件引發的衝突，但後來李仙得為日本效力，成了牡丹社事件原住民遭到屠殺的元凶；甚至日本併吞琉球、台灣，其實都有李仙得的因素在內。所以他認為，小說把李仙得塑造成英雄人物並不妥當。
從歷史的角度看，楊渡的論述當然是無懈可擊的。但無論是「斯卡羅」或「傀儡花」，牽涉更重要的都是「史觀」問題，而「史觀」的背後，又是政治意識形態問題。
之所以把李仙得塑造成英雄，其實正是楊渡說李仙得後來效力日本、台灣被日本併吞的這段歷史，這就是「史觀」的差異。獨派朋友很重要的一個論理基礎，就是將中國與台灣割裂--不論從法律上、文化上或血統上都割裂。在此前提下，日本併吞台灣就算不上是什麼「過」，而是「功」了。
再從另一個「台灣主體」的史觀看，李仙得主導的美國與斯卡羅的協議，基本上是排除當時清朝政府的，也就是說，是排除「中國」在內的。在意識形態上，也是一個「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的象徵。所以，促成簽訂協議的斯卡羅當然就是英雄了。
至於後來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屠殺原住民，或者甲午戰爭後日本佔台、攻台和殖民時期的種種高壓，前者在這樣的史觀下注定成為微不足道的註腳(或者可以更另一種敘述：清朝政府保護不力才導致屠殺)，後者則已經幾乎被淡化到變成都市傳說。楊渡舉證得再無懈可擊，在這樣的史觀下，終究也很難翻轉真相。
更何況，這樣的史觀已經被定調是要由官方出錢出力宣傳的，真實世界英不英雄早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些人很需要李仙得被塑造成一個英雄。而其實應該是台灣主體意識主角的原住民，也不過是這樣史觀下的犧牲品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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