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ony of Sorrow

這跟我阿公說的就相符了，他說當時國民政府才剛接收台灣，大部分接收的官員都是兢兢業業的（比如與他熟識交好的屏東市長龔履端，就是兩袖清風勤於政事的官員），或有語言隔閡以及習慣不同造成的爭端，但是並不至於讓百姓要整個揭竿而起反抗的程度，然而的確有人利用這種隔閡，煽動蠱惑人心，而當年共產主義很潮，就跟現在的覺醒青年一樣，不少人加入共產黨的行列，而且是中共。

他們台中一中當年也有這樣的「覺醒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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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 #二二八事件 紀念日前夕，#關鍵評論（The News Lens）的編輯Patrick，寫了一系列關於「二七部隊」的特別報導。

#二七部隊 是二二八事件中，在中部一帶活躍的民間武裝組織，部隊長是 #鍾逸人，鍾老爺子如今尚在，他對於二二八的見證自然被大家所重視，上面所說的關鍵評論的特別報導，即大量以鍾的口述以及他的著作為藍本，來呈現二二八事件的樣貌。

Patrick特別點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並不單純只是族群衝突，「國民政府在經歷民初的軍閥混戰與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後，已經喪失追求民主自由的共和初心。而台灣在日治中後期，卻有短暫的民主自治與法治經驗」，這中間的落差，才是二二八爆發衝突的真正原因。

但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就來看看作為藍本的鍾老爺子的回憶，是否準確到足以作為推論二二八事件真正發生原因的大前提。

就以Patrick引用的這一段為例：

「由於主持《和平日報》嘉義分社，能夠取得當時台灣中南部的第一手消息。鍾逸人先生在回憶錄中，收集了大量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國府官員與民間的摩擦。例如當時破獲的幾宗走私台灣米糖的走私案，主要參與者都是戰後才來台的國府官員。像是彰化沙山武裝走私案，主謀是台中警察局秘書蔡文慶，鹿港警察所黃德海，北斗警察所長蒲眾欽，縣保安隊長孫才良（以上均為戰後接收台灣的福建籍官員）。」

我花了一點時間，在資料庫裡面搜尋，發現上述案件其實是發生在1948年間，也就是發生於二二八事件「之後」。

孫才良的確是戰後來台任職的警察，福建惠安人，但這裡顯然有人選擇性地揭露孫的背景，不跟大家講孫的太太就是鹿港人。岳家在鹿港的孫有著強大的地緣關係，這可不是什麼「國府官員與民間的摩擦」，#他們好得不得了，好到女兒都嫁了。

本案發生在1948年的6月，由孫才良和另兩位同案的被告以及上述的蔡文慶（均在台中縣警察局任職）與鹿港當地所配合的船頭行共同走私食米圖利。

上述的「鹿港警察所黃德海」，是錯誤的資訊，應是「黃篤海」，他是彰化所的，而且本案就是由他的所員徐若愚所查出，只是查出後，黃篤海和孫才良談不攏賄賂的價碼，不歡而散。船頭行與蔡文慶合作的另案也被破獲後，孫才良動了殺機，率同案被告及保安隊人員兩名，殺害了偵辦此案的徐若愚（及另一名同行警察），拋屍入海，並與船頭行同夥分頭恐嚇其他知情人士，本案才曝光，並由台中縣政府出面簽請檢方偵查，是的，#這是由政府內部告發的案子，最終三名主嫌（貪污部分）處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10年。

（資料來源：「為請主持正義錘擊貪官污吏以維護國家綱紀一案辦理情形」，〈三十八年請願保安〉，《臺灣省諮議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86000000A/0038/7/3-1/1/008）

還有一位沒提到的「蒲眾欽」，這位的名字也是錯誤的，應該是「蒲崇欽」，他和蔡文慶是同學。蔡被捕，蒲把他給放了。最後蔡逃亡被通緝、蒲被起訴，其他的事情欠缺資料，待查。

值得注意的是，鍾逸人把這些當作「二二八事件之前」的案子。但事實上，鍾所提到的職位，相關人士都是二二八事件「#之後」才坐上那些位置。比如上述的主犯孫才良，他調縣保安警察隊隊長是在1947年的5月，這是二二八事件之後了，所以才會有帶著保安隊去殺人的事。再比如蔡文慶，他本來是任職於警察訓練所的課程股，1947年3月20日（二二八事件期間）才調到台中市警局，他是要如何才能像鍾逸人所聲稱，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在彰化幹武裝走私？

本案發生前半年，鍾逸人剛剛因為在二二八事件中擔任二七部隊部隊長，被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身陷牢獄，則關於這些人的職稱與事件的記憶他是如何而來？

除了這個 #所謂的記憶 是鍾逸人後來補的，否則我們很難加以解釋。

上述案件在時間上有著重大問題，Patrick繼續引用的「新營事件」，在細節上同樣也有著重大缺漏。

Patrick是這麼寫的：

「又如1946年中元節的「新營事件」。新營舉行普渡大拜拜時，兩名國府警察由於不熟悉台灣習俗，鳴槍阻止民眾聚會吃流水席，險些提早釀成二二八式的大型動亂。幸好當時福建籍的台南縣長袁國欽，是少數受到台灣人敬重的國府官員。袁國欽理解新營民眾的憤怒，在他柔性的處理態度，與台籍總務科長劉敏夫、議長陳宗華努力的安撫下，憤怒的群眾才散去。幸而沒有沒有釀成大禍。」

Patrick以上所寫的這一段，作為一則報導，其實非常的不可取，因為對照鍾逸人自己所寫的，Patrick顯然對案件的描述避重就輕，不提 #當時正值南臺灣嚴重的霍亂疫情、不提政府在疫情期間已經下了 #禁止慶典聚會的隔離措施，也不提兩名外省員警是先上台要求群眾解散，群眾中卻有人口罵三字經扔擲木屐與石塊抗議，並開始包圍警察，警察才對群眾開槍，更不提群眾還再衝至台南縣警察局，圍毆裡面的員警、搗毀門窗、燒毀檔案。

鍾逸人所稱的新營事件，與其說是什麽警風敗壞的鐵證，母寧更是 #民眾不配合防疫 的縮影。

而民眾對於防疫措施普遍地不配合、走私集團棄大港走偏港使霍亂入台管道地下化、政府大量運回滯留東南亞各地疫區的台灣同胞、港口檢疫設施在盟軍轟炸中摧毀殆盡，這些都是1946年台灣南部的霍亂疫情，之所以會在相關單位竭力防治之下，還能延燒8個月之久的主要原因。

日本時代的高效防疫是怎麼做到的？

幾乎所有日本時代的重大變革，我們都可以追溯到一個人，這人就是「#後藤新平」。

如果你以為後藤桑自己是醫學專業，他肯定是以高超的醫學背景、配上專業的防疫人員、用你無法拒絕的理性知識讓台灣民眾的衛生習慣自動升級為新版，那你可能會大吃一驚。

早期總督府主管衛生的是「總務部」下的衛生課，地方的主管機關則是警察。此時的衛生業務形成了一種「在總督府屬於總務、在地方卻屬於警政」的雙軌現象。大吃一驚的點在於，在後藤新平主導的組織重劃之下，地方的衛生業務不但沒有從警政機關拉出來，總督府的衛生課反而還被拉進了警察本署。

是的沒錯，後藤桑奠定台灣高效防疫的秘密武器，就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像螞蟻一樣多的～警察，呵呵（台灣吧語氣）。再透過受警察指揮的，採連坐責任的保甲壯丁團，就構成了一個把民間抓得死死的防疫網絡。而正是由於這種「自上而下」的衛生工作型態，這種由政治力量、警備力量所強加的框架，才導致日本時代所謂「#人民有衛生行為但無衛生觀念」。

（資料來源：脇村孝平，〈植民地統治和公共衛生：印度與台灣〉，《思想》878號，1997年8月，頁44-47）

（資料來源：陳紹馨，《台灣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1979年，頁95）

（資料來源：董宜秋，《帝國與便所：日治時期台灣便所興建及污物處理》，頁160）

日本時代這樣的一個防疫基礎架構，到了陳儀時代呢？受警察系統指揮、採取連坐責任的保甲與壯丁團，在1945年6月17日，幾乎是日本投降前的最後一刻，遭到總督府裁撤。而陳儀來台後，幾乎是第一時間，讓警察員額減編了百分之30 ，至此，後藤新平所奠定的警察防疫架構自然而然就崩解掉了。

防疫的枷鎖打開了，台灣人民當然也就變回原形，腦袋裡本來就不在乎防疫的人，自然也不會遵守防疫的禁令，吃流水席比較重要（請注意日本時代末期因戰爭關係普渡活動已被禁數年，#陳儀來台才解除禁令）。

這就是「新營事件」的濫觴。

我們對於人性的想像，不要低於一百年。1897年，台灣人詹振、林李成起事抗日，登檄文，以日本人「不敬神、不敬孔子」等十大罪狀吿台灣民眾，其中「#放尿要罰錢」赫然在列。而日本人達成穩定統治之後，當然繼續取締隨地大小便，違者可處15日以內拘留、10圓以下罰款。

日本人取締隨地大小便，是不分本島人或內地人的，表面上，台灣人隨地便溺被罰的人數是在台日本人的好幾倍，但事實上，如果以人口比例去算，日本人隨地大小便被罰錢的比例，是台灣人的30-40倍之多。這表示，#在日本人的內部，隨地大小便的不良衛生習慣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日本時代，整體衛生習慣的進步，是靠著日本人中間的明白人，和台灣人中間的明白人，攜手去推動的。陳儀時代的防疫工作，一樣是靠外省人中間的明白人，聯合本省台灣人中間的明白人，攜手對抗完全不把防疫放在心上的那些人。

我再說一遍，台灣人有明白人、外省人也有明白人。台灣人有王八蛋，外省人也有王八蛋。跟什麼「民主自治與法治經驗」無關。

林子裡什麼鳥都有，這其實是常識，本毋需一講再講。怕就怕，有人為了宣傳革命、推翻政權，把王八蛋的行為硬是要說成光榮的抗暴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