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一種觀點逐漸在歐洲內外浮現：歐洲是否正在變成美國主導體系下的「經濟附庸」。這樣的說法未必是字面上的殖民，但回顧過去百年的歷史，確實可以看到一條逐步深化的結構性依賴。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美國透過戰爭貸款與金融重建逐步進入歐洲經濟核心；戰間期的國際金融安排，使歐洲復甦高度依賴美元與美國資本。二戰後，馬歇爾計畫在重建歐洲的同時，也將市場與制度整合進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而 NATO 則讓安全與軍事防衛長期依附於華府。冷戰後，金融資本、顧問體系與跨國企業更深入歐洲政策與產業結構，使跨大西洋經濟連結日益緊密。
支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當軍事安全、能源來源、金融結算與科技產業都與美國深度綁定時，歐洲在重大地緣政治決策上就難以完全獨立，例如對俄制裁、能源轉向或科技管制政策，往往與美國戰略高度一致。
當然，也有許多學者反對「殖民地」這種過度簡化的說法。歐盟仍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擁有強大的監管能力，也曾多次在貿易與科技領域與美國正面衝突。更貼近現實的描述，也許不是殖民，而是「不對稱依賴」 -- 一種建立在共同安全與價值聯盟之上的權力結構。
很多人把馬歇爾計畫、北約、美軍駐歐洲分開看，但從戰略結構來看，它們其實是一整套設計：經濟重建、軍事同盟與前沿駐軍，三者共同塑造了戰後歐洲的權力架構。
馬歇爾計畫不只是經濟援助，而是附帶制度與市場整合條件，讓歐洲經濟逐步嵌入以美元與美國資本為核心的體系；1949年成立的北約，則提供安全框架，使歐洲國家在防衛上依賴美國。當安全依賴形成後，美國大規模駐軍成為體系的「硬體基礎」——德國、義大利、英國、西班牙等地的基地，不只是軍事存在，更是政治影響力與戰略協調的長期槓桿。
駐軍意味著情報共享、軍備標準化、指揮體系整合，也意味著危機時刻的決策節奏往往由華府主導。對許多歐洲國家而言，美軍同時是安全保障與政策壓力來源：一方面降低了自主建軍與戰略投資的誘因，另一方面也讓能源、制裁、對外政策等重大議題更難完全脫離跨大西洋框架。
於是形成一個相互強化的循環：經濟整合加深安全依賴，安全依賴又透過駐軍與北約機制鞏固政策方向。支持者認為，這套結構帶來戰後長期穩定與和平；批評者則認為，它限制了歐洲的戰略自主，使其在重大國際議題上難以完全獨立決策。
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並不是歐洲是否被完全控制，而是：在全球權力重新分配的時代，歐洲究竟還能保有多少戰略自主？又是否願意為此付出必要的政治與經濟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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