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忠，228事件參與者，白色恐怖受難者
陳明忠先生將近90歲了，雙腳仍殘留著當年刑求的疤痕，他的國語夾雜點外省腔，陳明忠先生的妻子，馮守娥女士，有時怕我們聽不懂他的國語，訪談過程中，還會重新複述。陳明忠先生半開玩笑地說：「我的國語其實是在獄中跟外省人學的。」
陳明忠先生，1929年出生在高雄岡山，一生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在戒嚴時期，陳明忠曾經二度入獄，前後被關了21年。他是台灣最後一位政治死刑犯，關於他一生的故事，已記錄在《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中。
原來我不是日本人
陳明忠先生曾就讀高雄中學，那時學校每年級共四個班，每班約五十名學生，其中有四十人是日本學生，十人是台灣學生。國小時，陳明忠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日本人，中國才是外國。可是當他進入高雄中學後，才發現原來，一切都跟他想的不一樣。他的個性剛硬，常跟學校裡的日本學生打架，日本學生就罵他是「清國奴」，這讓他非常不解。
一次，陳明忠先生在班上與一個日本學生打架，他打贏了，結果一下課，幾個日本學生把前後門關起來，十幾個日本學生打他一個。打完了，一個日本學生跟他說：「你可以跟內地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那時，陳明忠才明白，原來台灣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樣的。
二二八事件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際，陳明忠加入由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當任突擊隊隊長，與國軍對抗。陳明忠回憶他們武裝的過程：「當時台中警察局的警察都跑了，不只本省的警察，外省的警察也跑了，我們可以輕易從警察局取得許多武器。」
陳明忠提到其中一場戰役，當時他一直猶豫是否要攻打日月潭附近一處國軍的據點，當晚他仔細思考，心想若等到早上，國軍必然增援，於是決定進攻。他們人數雖少，大家團結一起大喊，回音響遍整座山頭，殺聲震天，當地的守軍，以為他們人多勢眾，相繼逃跑。這一役，陳明忠先生的部隊抓到了三個人，陳明忠先生問他們為何沒逃走，他們的回答也很直白：「我們是顧機關槍的，要逃比較不方便。」陳明忠先生笑著轉述。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的當國民政府用殘酷的手段血腥鎮壓，死傷無數，許多無辜民眾枉死，若果真如此，那麼搶了武器與國民政府軍隊對抗的陳明忠先生，豈不是應該第一時間就被捕判刑？關於這個疑問，陳明忠先生告訴我們，在國民政府尚未派兵鎮壓時，也有許多台灣人遷怒無辜的外省人。陳明忠先生當時還是台灣省立農學院（今國立中興大學）的學生，與院長及幾位外省老師感情甚佳，事件發生時，陳明忠便請小他一屆的學弟林淵源負責保護他們。當事件告一段落，陳明忠預計要逃跑，林淵源告訴他：「你不用跑，校長（即台中農學院院長）會保我。」校長是陳儀的妹婿，因此，陳明忠只寫了悔過書，沒有入獄。
陳明忠在往後入獄的生活中，曾與其他獄友們討論過二二八事件，他們共同認為整起事件的死亡人數並沒有超過1000人，陳明忠說道：「我自己參與其中，而且整個事件的經過也沒幾天，怎麼可能殺那麼多人。」他曾在美國演講時這樣說，引發台下台獨人士的不滿，向陳明忠抗議：「在二二八事件中，光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
陳明忠回應：「當時高雄才十五萬人，是要把高雄人殺光後再從外縣市帶人來殺嗎？」對方答不出來，就向他嗆聲：「你這樣還算是台灣人嗎？」陳明忠也不甘示弱：「我的祖先是跟鄭成功來的，我當台灣人的時候，你還是外省人！」
入獄往事
陳明忠先生的父親是地主，在他年輕時，家中佃農對他畢恭畢敬，跟巴結日本人的台灣人（當時一般台灣人稱此類台灣人為「三腳仔」）對日本人的態度一樣，這對在他的心中造成很大的影響。除了民族對民族的壓迫之外，他開始注意階級問題，從日據末期到光復初期，陳明忠先生讀了大量左派書籍，光復後再到二二八事件，他對國民政府極度失望。
雖然二二八武裝抵抗失敗了，但反抗階級不平等的意志更為堅決，1948年3月2日，陳明忠先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陳先生提到：「當時組織在北部角板山有基地，南部阿里山也有，只有中部尚未有根據地。所以我就在日月潭茶業試驗所，利用星期天到霧社。那時普通人不能隨意進去，需要入山證，我藉口想推廣茶業，讓他們（霧社當地人）的生活能好過一點。後來他崗哨盤查的人開始懷疑，於是領導就叫我不要去霧社了，不過為時已晚。第一次坐牢就關了十年，但他們找不到相關的人證，所以一直沒有具體罪證。」
陳明忠兩度入獄，終其一生，在獄中渡過21個年頭。回想期間所受到的刑求，陳明忠先生說：「指甲都拔掉了，手指被用針刺，痛到小便都失禁。由於坐『老虎凳』，膝關節受傷，坐牢時沒什麼走動，傷沒有惡化，出獄後要走路，傷就開始惡化，嚴重到不能走路，所以動膝關節手術。」陳明忠先生接著說：「刑求有四個階段，大部分人第一個階段就受不了承認罪行，第二個階段，幾乎沒有人受得了，第三、四階段的刑求都沒有人經歷。但是，在我身上都用過了，所以刑求的人還問我練過甚麼武功，怎麼那麼能忍。」當年酷刑的種種，從陳明忠的口中道來，仍是歷歷在目，令人不忍。
「我當初心裡只想著每天等死，我常說滿清以前有凌遲，對我來說，等死，就是一種精神凌遲。」陳明忠先生回憶：「有次被七、八個人輪流施刑，十幾個小時折磨下來，我的心跳已達到每分鐘兩百多下。他們怕把事情搞大，只好停下來。之後每天檢查，我的心跳都達到兩百多下，只好停止行刑。」兩次坐牢下來，前後刑求無數，身體已殘弱不堪，在多方的協助下，終得以保外就醫。
第二次出獄後，陳明忠參加由白色恐怖受難者和子孫組成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1991年的春天，他們在馬場町首次舉行公開紀念會，並約定秋天再次碰面。但到秋天來臨時，卻發現水門被關起來。後來透過林正杰的幫忙，找到同為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的洪秀柱立法委員協助，讓紀念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陳明忠想起那時他與洪秀柱立法委員見面的情形，他對洪秀柱說：「我是你爸爸在綠島的同學！」當年洪秀柱的父親洪子瑜先生，曾與陳明忠先生一起被關在綠島。談到洪子瑜先生的案子，陳明忠告訴我們，那時美國要用吳國楨、孫立人來代替蔣中正，蔣中正先下手為強，清除相關人士，而台糖公司的總經理是吳國楨的人馬，牽連到同在糖廠工作的洪子瑜。有人說是洪子瑜去告密，陳明忠先生非常不屑：「根本輪不到他來告密，一個廠長下面的秘書，連總經理的面都沒見過，要怎麼告密？他才沒有那麼大的能耐。」
和平的期望
陳明忠相當認同洪秀柱呼籲兩岸簽署和平協議，訪談過程中，陳明忠先生當場寫下他的理想：「愛鄉愛國，改造社會，和平統一，走向富強。」他告訴我們：「我沒有怨，因為這是我自己選的，沒有人強迫我，我心甘情願的。如果要埋怨，是要埋怨自己嗎？」
同被國民黨關過的人，對陳明忠先生不甚諒解，許多人認為他2005年去國民黨中央黨部演講是一種背叛。對此，陳明忠先生說道：「很多人罵我，說我是投降，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投降』。我們走過戰亂的人，只希望兩岸和平，台灣人民不要再經歷恐怖的生活，我們已經來不及了，但我們子孫不需要再經歷那種場景。那是一個人不如狗，要殺就殺、要抓就抓，亂來的時代，我們不要這個時代再發生一模一樣的事，所以我要去國民黨，述說這段歷史。」
訪談撰文：晴天蝸牛志工團【好日。誌】採編小組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