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係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考量
1941年美國因為日本偷襲珍珠港而參戰，由於採行「重歐輕亞」作戰方針，
必須仰賴中國於大陸戰場上「困住」日本百萬大軍，以便先對付德國軍事擴張，
故美國對華政策始終係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考量，「援華政策」亦是此一思維之延續。
美國參戰固然是反侵略而戰，但亦是為維護其國家利益而戰。
二次大戰時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員與軍方將士，無論在外交場合或在戰場，莫不奉此為圭臬，以愛國為名，為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犧牲奉獻。
美國海軍上尉軍官葛超智（George H. Kerr）正是此類人物之代表。
葛超智於戰前曾在台北教書三年，自1937年至1940年擔任台北州立第一中學（現在的建國中學）及台北高等學校（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英文教師，
當時他亦服務於OSS（即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身）。〔註1〕
1942年美軍於規劃攻台「堤道作戰」計畫時，除蒐集各方情報作為軍事作戰用途外，
另由所屬「台灣專家」編纂訓練手冊，用以訓練美軍人員及中國情報員。
依美國軍方之構想，攻佔台灣後，美軍計劃長期駐守台灣，
企圖以台灣為基地反攻中國大陸沿海及日本本土，於哥倫比亞大學海軍軍政學院設置一個特別研究中心，
中心之下設有「台灣研究小組」（the Formosa Research Unit）以研究台灣政經情勢，同時積極培訓人員。
葛超智最初負責情報分析工作，而後於「台灣研究小組」主編訓練手冊，參與將來駐台人員之訓練工作。
極力主張佔領或託管台灣
期間葛超智以「台灣專家」自居，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考量，
認為台灣必須控制在美國人手中，極力主張佔領台灣或戰後「託管」台灣。
由於珍珠港事變後四小時，美國菲律賓空軍基地即遭受由台灣起飛的日本戰機攻擊，
讓葛超智意識到台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
葛氏試圖說服美國政府佔領台灣，其所持理由聽來令人心驚：「台灣政策上這海島潛在上太重要了，……如此重要，
不容我們輕易將台灣交給中國人控制。」〔註2〕
為了讓美國能擁有台灣，葛超智排除一切讓台灣回歸中國之可能，強調蔣介石與中國黨政官員貪污無能，
依靠中國人將無法保障美國在台利益，為避免美國遭到「帝國主義」罵名，
葛氏認為最佳解決之道，是以「國際託管」的方式，將台灣納入美國掌控中。
葛超智之主張實為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帝國主義思想延續。
自1853年起，即有美國水師提督培理（Mathew C. Perry，又譯伯里）、駐寧波領事哈利斯（Townseud Harris）、
駐華公使巴克（Peter Parker）等先後主張美國政府佔領台灣，
或因國會不同意，或因建議未被採納，或因國務卿反對而未能付諸實施。〔註3〕
葛超智主張「台灣不屬於中國所有」、「為美國利益著想」與「認為中國政府無力統治台灣」等論點，
則深受曾協助日軍征台的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W. Le Gendre）影響。
葛超智個人收藏中，存有《李仙得文書》微卷七卷，〔註4〕並有閱讀李仙得檔案筆記。〔註5〕
對於李仙得之主張，應知之甚詳。
然與李仙得主張相異之處，葛氏認為日本已無法維護美國利益，應由美國直接佔有台灣，
日後其一再以維護美國利益為由，挑戰國務院政策，葛超智之作為，實與李仙得無異。
葛超智於1942年7月31日以《佔領與之後的台灣管理備忘錄》，就台灣問題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言，
建議攻台時最好能排除中國軍隊參與，由美國為主的盟軍獨力佔領台灣。〔註6〕
重申為號召台灣人起義幫助盟軍，在符合聯合國戰略利益下，聯合國應承諾給予台灣人自治，
經由暫時佔領與一段時間的政治教育過程後，以透過台灣住民「自決」（“Plebiscite”）方式，〔註7〕決定台灣自治或回歸中國。〔註8〕
此即為日後所稱「託管論」之濫觴。「託管論」主要是以託管方式，戰後將台灣納入美國掌控中，
所謂「台灣住民自決」、「台灣自治」等訴求，無非是用來掩飾其侵略本質的美麗託詞。
當時美國軍方將領、專家學者，亦有部份人士支持「託管論」主張。
建立「一條橫越太平洋公路」
由於葛超智提出要求戰後定位「台灣地位」問題，
造成軍方內部討論，繼而有《幸福》、《生活》、《時代》三大雜誌編輯，
所擬之戰後和平方案，主張台灣由國際共管，以建立「一條橫越太平洋公路」，此計畫雖以國際安全為名，
而其最終目的，仍是在捍衛美國自身安全與利益。
但當消息見報，引發中國方面強烈不滿，由立法院長孫科發表文章，
表明日本戰敗後應一併歸還台灣與中國東北，
同時引發中國朝野聲言，維護完整領土主權的立場與決心。
中國開始疑懼美國對中國「領土」的野心，並積極向美方表明中國的立場，
以預防及阻止美方作出枉顧中國領土主權、犧牲中國領土的和平方案。
葛超智卻認為中國此舉是，由於美國對台灣大規模的調查結果，
顯示出台灣的富庶，引發了國民黨對台灣的垂涎。
在葛超智的眼中，中國政府只見利益，極為貪婪。
然葛氏本人處處以此論點評斷中國，未嘗不是一種偏見所致。
1943年3月美國「國務次長」威爾斯主動向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表明，美國政府對於戰後中國領土處理的立場，
主動提及台灣必須歸還中國，以拉攏中國繼續留在中國戰場對抗日軍。
隨後在中國方面極力要求下，美國邀集中國與英國舉行「開羅會議」，
最後中美雙方將「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形諸文字，作成《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成為中美雙方對戰後台灣地位問題所達成的共識。
葛超智原想藉由公開討論，以說服美國「佔有」台灣，或「託管」台灣，
未料問題提出後，美國軍方及民間紛紛提出各種主張，引起中國警覺而力爭，
阻止台灣從中國分離，反而提早確定戰後台灣的歸屬，使得戰後台灣必須歸還中國。
葛超智弄巧成拙。
儘管葛超智提出各種理由反駁《開羅宣言》，視《開羅宣言》僅是羅斯福一時承諾，又視台灣為「戰利品」不應由中國獲得。
上述論點極力主張為維護美國利益必須將台灣納入美國掌控，
藉否定《開羅宣言》價值，以推翻中國收回台灣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卻無法改變國務院將台灣歸還中國之決定。即使葛氏不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者，
但其一切考量皆以美國利益為出發點，然並非所有人都認同其做法，故遭國務院同僚批評其為「帝國主義」者。
攻佔台灣之「堤道作戰」計畫，最後以付出代價太高，遭軍方放棄，終使葛超智寄望美軍以實質佔領台灣，
藉以改變國務院既定政策之期望落空。儘管事已成定局，他仍堅持「台灣地位未定」。
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葛超智認為日本天皇是向聯軍投降，而非向中國投降，而台灣是「戰利品」，
縱使美國放棄，也不應輕易地交給中國，最好由「聯軍」來接管，才符合美國的利益。
葛超智堅持日本是向盟國投降，不是向中國投降。台灣仍為日本的管轄領土，
其管轄權在國際和平條約簽訂之前，台灣地位依然「未定」，葛超智在戰後答覆國務院遠東事務官員諮詢時，
仍以此論點抗拒國務院將台灣交還給中國，及美國承認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之決定。〔註9〕
葛超智否定《開羅宣言》效力
葛超智抱怨，為此「錯誤」決策，致使麥克阿瑟讓中國人「佔據」台灣，國務院必須對此負責。
葛超智否定《開羅宣言》效力，藉以否定中國「光復」台灣的合法性。對於台灣地位，
戰後葛超智暫時接受現狀，但改稱在對日和約簽訂前「台灣地位未定」。
葛超智此後以「台灣地位未定」為前提，在台灣鼓動台灣人，將台灣交由美國或國際「託管」或逕行台灣「獨立」，
此即由「台灣地位未定論」所衍生的「託管論」與「台灣獨立」發展。
葛超智所宣揚之「台灣地位未定」論點，至今在台灣仍為部份主張「台灣獨立」者所援用。
戰後美國國務院遵照《開羅宣言》的內容，將台灣還給中國，1945年10月23日，葛超智隨同美軍顧問團抵台。
葛氏並代表盟軍參加「台灣光復」典禮，非但否認中華民國光復台灣之事實，
反而堅持其在正式和約簽訂之前，「台灣地位未定」之詭論。
1946年1月至4月美國戰略情報部，私下在台灣進行一場「民意測驗」，檢視這場「民意測驗」，其動機並不單純，
事後更以台灣人歡迎美國統治作為結論，於國際媒體上大肆宣傳，其意圖甚為明顯，即在為美國「託管」台灣鋪路。
然此次「民意測驗」，僅「訪問過三百多名台灣人」，〔註10〕所得之結論，究竟能代表多少民意？亦值得令人深思。
雖然葛超智極力撇清與此事的關係，但蘇新卻指證歷歷，
蘇新指出，葛超智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同時丘念台亦暗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
對此類指控，葛超智於日後出版的Formosa Betrayed書中，並未提出反駁與澄清。
從葛超智否定中國「光復」台灣的合法性、主張「台灣地位未定」、
刻意製造「民意測驗」輿論效果、糾集台灣士紳從事陰謀活動，
一連串行動，恰可證明葛氏憑藉副領事身分之便，展開其原先「託管」台灣想法，意圖結合少數台灣人陰謀不軌。
葛超智對陳儀政府諸多批評，但面對飽受戰火摧殘的台灣、接收人員人數不足與政策規劃偏失等原因，
使陳儀面臨施政困境，加上接收人員貪污、政策錯誤，使得問題層出不窮，弊端叢生。
復加上軍隊為禍，中央政府陷於內戰無力救援台灣，益使問題形同雪上加霜。
葛超智有著高度的白種人優越感。因「澀谷事件」與「沈崇事件」引發台灣人向美國領事館示威活動，
葛氏認為皆為陳儀政府與國民黨在幕後策動，
甚至認為在台灣真正想要「反美」的人，其實為陳儀政府與國民黨，而非台灣人。
按葛超智看法，台灣人心目中的美國，是一個友善、民主、進步、令人尊崇的國家，
同時對台灣人而言，美國也扮演著一個全能救世主的角色。
葛氏覺得美國讓台灣人民有所期待，期待美國會給予台灣一個美好的未來，
此種期待對台灣人而言，即為允諾。透過台灣人的期待，
美國的承諾，即使台灣無法脫離中國，讓美國託管台灣或許是條可行之路。
1947年中國大陸正瀕臨全面內戰邊緣，部分台灣人誤將危機當成轉機，藉機改變台灣的現狀。
基於中國政局不穩，台灣人對前途看壞，對陳儀統治失望，
「聯省自治」、「交由美國暫時託管」等主張分別被台灣人公開或私下提出來討論，希望能找出解決台灣困境的方案。
鼓動台籍領袖向美國請願
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二二八事件」事發前，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當少數台籍領袖期待的體制內改革希望落空，
在失望之餘，開始尋求由美國介入的可能性，在葛超智協助下進行向美國政府請願行動，
為避免赤裸裸的接受「託管論」遭受非議，藉口「暫時」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數年，以達成政治改革的目標。
葛超智一方面鼓動少數台籍領袖以「請願書」方式，向美方表達願意接受「託管」的意願，
另一方面透過領事館報告，企圖說服國務院接受台灣人的請願要求。
隨著「託管」主張部分經由國際媒體披露，遭受大陸各界輿論聲討撻伐。
少數台籍領袖中有人開始寄望於蔣委員長撤換陳儀，有人則寄望於行憲後台灣實行自治，以解決台灣的困境。
陳儀執政下，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
一件查緝私煙傷人事件，引發全省暴動，台籍菁英則藉機要求自治。
由於台籍領袖擔心遭到中國軍隊報復，因此暗中不斷向美國駐台領事館求援，
受限於駐華大使館訓令領事館人員禁止介入事件，美國駐台領事明白地表示不願過問台灣問題，
國務院亦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之主張，皆令葛超智難以介入整起事件。
由於葛超智個人對台灣人的獨特情感，與對陳儀政府官員之憎惡，使其在紀錄整起「二二八事件」時立場偏向台灣人。
對於這場暴動，葛超智之紀錄與當時情況並不相符，暴動初起，暴徒打死官員並縱火焚燒倉庫時，
他並未譴責台灣人暴行，反而將此行為合理化，認為被打、打死的人罪有應得，
身為事件的觀察者，因自身情感的投射，致使其看法產生偏頗。整起事件發展到最後，
只見葛氏滿篇訴說外省籍軍隊如何濫殺無辜，對於事發時本省人逞兇作惡之行徑則輕輕帶過，似有為事件中台籍暴徒脫罪之嫌，
甚至將「二二八事件」美化成1776年美國先民爭取獨立過程之重演。
對於國軍二十一師登陸後的戡亂行動，則斥之為屠殺暴行，葛氏當時在台之見聞，
日後更成為主張台獨人士，作為譴責國民黨政府治台窳政之「鐵證」。
「二二八事件」事發之初，葛超智認為有機可乘，
但礙於國務院訓令、大使館與領事約束，令葛超智在面對台灣人尋求幫助時，顯得無能為力。
當事件隨著衝突升高，少數台灣人更進一步將原先「託管」台灣之請求，改為台灣「獨立」，並且寄望美國介入。
葛氏於事件前協助台灣人向美國政府請願，3月3日葛氏更不惜與領事攤牌，打破大使館禁令送出台灣人的《致馬歇爾將軍之陳情書》，
內容強調台灣人有意訴請美國幫助，尋求在主權正式移交中國之前，台灣由聯合國介入管理。
建議唯一解決之道，為美國立即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以避免台灣人民遭國軍屠殺，強調「台灣地位未定」，
台灣仍屬日本法律主權地位之情況下，由美國向南京交涉或由聯合國直接干預。
葛氏冀望以「台灣地位未定」作為美國干預之藉口，經由「託管」方式以解決台灣困境。
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
少數台籍領袖簽名響應，亦可視為葛氏在台大力鼓吹「託管論」之成果。即便如此，葛氏之呼籲，最後仍未獲美國政府支持。
葛超智於1947年3月10日直接交由會鐸上校送交南京大使館之《中國在台灣政府的幾種解決方案》報告中，最能清楚顯示葛超智之真實面目。
繼國軍登陸台灣兩天之後，眼見台灣人大勢已去，葛氏一改先前之態度，為維持美國「島鏈」防線完整與防止東亞失序，
為防止台灣軍事鎮壓所引發的經濟崩潰，造成共產主義蔓延，站在美國利益考量，葛氏建議美國應繼續支持蔣介石政權，撤換陳儀由文人取代，
依照台人要求進行全面政治改革。就在國軍登陸兩天之內，由先前鼓勵各方台灣人，
爭取自主、自治、託管、獨立，轉為支持蔣介石在台灣成立一個有效的政府，葛超智所持的立場與態度丕變。(待續)
〔註1〕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於官方網站，http://228.culture.gov.tw/web228/about03_02.asp上網檢視日期：2006年8月13日。
〔註2〕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20.譯文見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4月），頁48。
〔註3〕南方朔，《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台北：四季出版社，1981年12月），頁85。
〔註4〕鄭純宜，《被出賣的台灣：葛超智（George H. Kerr）文物展綜覽：從世界史的角度反省二二八事件》，（台北：二二八紀念館，1999年4月），頁29。
〔註5〕朱浤源，〈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年3月），頁459。
〔註6〕蘇瑤崇，〈託管論與二二八事件〉，《現代學術研究專刊》，頁130。
〔註7〕“Plebiscite”一詞，為「主權公投」之意，與「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不同。此葛超智與蘇瑤崇所謂之住民「自決」，實指「主權公投」（Plebiscite）而非「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
〔註8〕蘇瑤崇，〈託管論與二二八事件〉，《現代學術研究專刊》，頁131。
〔註9〕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145.譯文見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157。
〔註10〕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2月），頁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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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氏於西元1945年末至1947年初，擔任 美國駐臺北副領事，雖僅只1年多，對其本國政府對臺政策也是影響有限，甚至是互相扞挌， 然而對臺灣民間的影響，卻使得人們在談論起這段歷史時，總是無法忽略。
，他曾提出「臺灣託管論」等主張，而由於支持臺灣的自治運動，也使他不 可避免的和後來的臺獨主張扯上關係。 許多研究者在評論葛超智時，總是傾向於將他與臺灣自主，亦或是臺灣獨立運動劃上等號，並 一廂情願的認為葛氏一心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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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浤源受民主基金會委託，完成一份「二二八研究報告」，研究成果有突破性的發現，報告指出，二二八事件的背後是由中共地下黨發揮號召力量，加上台灣的基督長老教會與大流氓結合，夥同台籍日本兵引發暴動。
據加拿大《星島日報》報導，受邀至華府漢學會發表研究報告的朱浤源表示，研究成果有五大突破性的發現，第一，過去紀錄採口述歷史，執筆者在文字中「上下其手，置入不該有的情緒」。第二，台灣光復以前，中共地下黨已經滲透到國民政府多個部門。第三，防守台灣的軍隊人數非常少，可用之兵僅700人。第四，美國少數希望託管台灣之人介入台灣很深。第五，基督教長老會廣泛參與攻擊行動。
他認為，過去的研究都是以「受害者」或其子孫的角度，以口述方式，讓執筆者以文字紀錄，但遣詞用字容易被執筆者主觀影響，置入情緒性字眼，導致後來的研究者難以以客觀角度研究。在博覽史料、深入田野調查以及反覆求證之後，他認為，引發二二八的原因並不是「官逼民反」如此單純。
朱浤源與研究團隊完成了一份70萬頁的新報告，以一個新的角度重新對二二八事件做深入研究，他表示，「這是一個無顏色的中立研究」，希望這份報告能化解65年來許多人對這段歷史狹隘而感性的情結。過去對於二二事件都認為是由綠色人士所操控，但反覆研究後發現，與現今一些論著相比，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研究成果已經足以超藍、超綠、超紅，進入無顏色的中立階段」。
他說，「陳水扁總統時期的國史館，在張炎憲領導下，直指蔣為『二二八的第一元兇』，是完全錯誤。」，當時蔣介石想實踐三民主義，在事發當年立憲並競選第一任總統，怎麼可能成為遙遠小型民變的劊子手？
這份報告指出「中共地下黨」及在台北蒐集情報的台獨支持者「葛超智」（George H. Kerr）為2大二二八亂源。中國地下黨在台灣光復前就已滲透到國民政府的黨政軍、媒體及文化界。朱浤源與研究團隊調查後發現，事件雖非中共地下黨策動，但二二八事件時的學生軍起義、中部的二七部隊、嘉義圍攻彈藥庫、機場都跟中共地下黨脫不了關係。
他也提到，當時擔任台北副領事的葛超智極度同情台灣人，一再建議美國占領或「託管」台灣，進而再舊金山和約文字上動手腳，導致現在台灣的合法地位到仍受挑戰。
朱浤源過去曾撰文寫道，二二八事件中有濃厚的基督教性格，「講得更白一點，就是基督教長老會參與二二八的暴動」，有充分證據顯示，長老會基督徒率眾參與殺人、打人與搶劫工廠內的織布機等財產。報告中指出，在二二八後的12天裡，「中共地下黨與長老會的力量更蓬勃發展，以中共為主，散播輿論攻擊政府，領導台北、台中、南投、嘉義四地學生的武裝鬥爭；以長老會為輔，局部掌握淡水、彰化、高雄、台南地方勢力。」
反覆研究史料後，朱浤源在報告中指出，在攻擊淡水駐軍時是由淡水中學（今淡江中學，由長老會創立）校長親自領導，首位罹難者陳文溪在事發前天喪生，他是由淡水中學畢業，而其胞兄、姪兒都是大流氓，「大流氓與教會就在二二七的晚上結合了」，但長老教會的古老文獻目前收藏在台南的長榮中學，朱浤源曾多次拜訪但都無法取得資料，因此當時長老教會是如何捲入的仍舊是個謎。
海峽評論219期，2009年3月號 http://city.udn.com/66198/4702949
反省二二八
內文寫到
極力主張佔領或託管台灣
期間葛超智以「台灣專家」自居，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考量，
認為台灣必須控制在美國人手中，極力主張佔領台灣或戰後「託管」台灣。
由於珍珠港事變後四小時，美國菲律賓空軍基地即遭受由台灣起飛的日本戰機攻擊，
讓葛超智意識到台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
葛氏試圖說服美國政府佔領台灣，其所持理由聽來令人心驚：「台灣政策上這海島潛在上太重要了，……如此重要，
不容我們輕易將台灣交給中國人控制。」〔註2〕
為了讓美國能擁有台灣，葛超智排除一切讓台灣回歸中國之可能，強調蔣介石與中國黨政官員貪污無能，
依靠中國人將無法保障美國在台利益，為避免美國遭到「帝國主義」罵名，
葛氏認為最佳解決之道，是以「國際託管」的方式，將台灣納入美國掌控中。
葛超智之主張實為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帝國主義思想延續。
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葛超智認為日本天皇是向聯軍投降，而非向中國投降，而台灣是「戰利品」，
縱使美國放棄，也不應輕易地交給中國，最好由「聯軍」來接管，才符合美國的利益。
葛超智堅持日本是向盟國投降，不是向中國投降。台灣仍為日本的管轄領土，
其管轄權在國際和平條約簽訂之前，台灣地位依然「未定」，葛超智在戰後答覆國務院遠東事務官員諮詢時，
仍以此論點抗拒國務院將台灣交還給中國，及美國承認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之決定。〔註9〕
葛超智否定《開羅宣言》效力
葛超智抱怨，為此「錯誤」決策，致使麥克阿瑟讓中國人「佔據」台灣，國務院必須對此負責。
葛超智否定《開羅宣言》效力，藉以否定中國「光復」台灣的合法性。對於台灣地位，
戰後葛超智暫時接受現狀，但改稱在對日和約簽訂前「台灣地位未定」。
葛超智此後以「台灣地位未定」為前提，在台灣鼓動台灣人，將台灣交由美國或國際「託管」或逕行台灣「獨立」，
此即由「台灣地位未定論」所衍生的「託管論」與「台灣獨立」發展。
葛超智所宣揚之「台灣地位未定」論點，至今在台灣仍為部份主張「台灣獨立」者所援用。
戰後美國國務院遵照《開羅宣言》的內容，將台灣還給中國，1945年10月23日，葛超智隨同美軍顧問團抵台。
葛氏並代表盟軍參加「台灣光復」典禮，非但否認中華民國光復台灣之事實，
反而堅持其在正式和約簽訂之前，「台灣地位未定」之詭論。
師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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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和正常翻譯
794A.00/1-250: Telegram
The Charge in China (Str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CRET TAIPEI, January 2, 1950-1 p. m.
Cantel 3. As new arrival Taipei I am being given the "treatment" by Formosan Independence "Movement"（台灣獨立運動）. Conversations with Peter Huang and Philip Ng and perusal of their propaganda have served
only to establish their utter lack of realism, absence of any militant and armed popular foundation, and complete reliance on US to achieve their aims and assure their livelihood forever. (味其言觀其文，可知其昧於現實，無可戰之兵，復將自身理想及其生存全然寄望於美國的援助之上。)
It seemed desirable to attempt to straighten out their thinking in relation to China scene as to US, and to prevent misconception as to nature of any personal relations with me.
In brief, they were told in friendly manner, as my personal opinion, that Formosans themselves, unarmed, could not get rid of Chinese now on Island（他們被委婉地告知：根據我個人的意見，福爾摩沙人在沒有自己的武裝基礎的狀況下，無法擺脫中國政權掌控）; US would require several divisions of troops plus supporting naval and air forces to take and keep control over Island, a responsibility which we are not prepared to assume（美國得生出幾個師的軍隊跟海空支援資源來掌控這個島，而美國不打算負這個責任）; for time being any hope for independence lay with Nationalists not with Communists, and thus measures designed weaken Nationalists merely served increase chances Communist control, so Formosans must recognize facts, not avoid them（所以福爾摩沙人必須面對現實而不是逃避現實）, and they should not forget that Formosa fits into large pattern from which it cannot be separated arbitrarily（而且福爾摩沙人也不該忘記，福爾摩沙不能自以為可以獨自於世界之外運作）; and although US sympathetic to Formosan aspirations, there were very few grounds for optimism now and foreseeabl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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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譯現代版~(偶最愛這中二版本~)
As new arrival Taipei I am being given the "treatment" by Formos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Conversations with Peter Huang and Philip Ng and perusal of their
propaganda have served only to establish their utter lack of realism, absence
of any militant and armed popular foundation, and complete reliance on US to
achieve their aims and assure their livelihood forever.
這次一到台北，我就跟那幫自以為是在搞台獨的傢伙見了一面。
我跟黃彼得還有菲力NG交換了看法，草泥馬的這根本就一幫沒腦的魯蛇。
說要搞獨立，結果不只沒軍隊，連民兵也沒半個。只想靠美國人幫他們打天下，以後還要
美國幫他們保家衛國。
It seemed desirable to attempt to straighten out their thinking in relation to
China scene as to US, and to prevent misconception as to nature of any personal
relations with me. In brief, they were told in friendly manner, as my personal
opinion, that Formosans themselves, unarmed, could not get rid of Chinese now
on Island
看來矯正他們對中國前景的理解，對美國是有些好處的。而且我也不想讓他們對跟我的交
情產生什麼誤解。
我很客氣地簡單告訴他們，只靠嘴砲是不可能把島上的689趕走的。
US would require several divisions of troops plus supporting naval and air
forces to take and keep control over Island, a responsibility which we are not
prepared to assume
美國必須派出幾個師的大兵，加上海軍和空軍的支援才能佔領並且保住這個小島。
但是我們不打算自己跳進這個坑裡。
for time being any hope for independence lay with Nationalists not with
Communists, and thus measures designed weaken Nationalists merely served
increase chances Communist control,
要知道，幹掉中華民國的結果，就是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容易解放台灣。
so Formosans must recognize facts, not avoid them, and they should not forget
that Formosa fits into large pattern from which it cannot be separated
arbitrarily, and although US sympathetic to Formosan aspirations, there were
very few grounds for optimism now and foreseeable future.
所以大頭病們別再逃避現實了，台灣是不可能從中國大陸旁邊搬到太平洋中間的。
即使美國覺得你們很可憐，但套句阿扁的話「現在做不到，以後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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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距今才五十多年，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時間是很短的，許多當事人依然健在，解嚴以後各種檔案史料大量出現，照理講二二八應該真相大白才對。但是很遺憾的是非但真相更令人撲朔迷離，而且看不到一部客觀的、立場不偏頗的、沒有意識形態的歷史的著作，非但如此，而且二二八這段歷史被政治人物歪曲塑造成綠營的政治籌碼，坊間有關二二八的文字讀來完全不像歷史，而像國民黨執政時代的文宣作品，對台灣學術界，尤其史學界的墮落感到悲哀。悲哀之餘不禁使人想到一千多年前唐代大史學家－劉知幾先生建構的史學理論，在劉知幾先生的名著「史通」中說歷史失實的原因有：
一、著史者懾於當權者的權威，不敢振筆直書：最常見的現象是隱匿當權者的罪惡，另外一種現象是誇大醜化前朝的罪過，在「編次篇」說：「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台灣政黨輪替，「李規扁隨」的結果，對台灣政治、文化、社會、各層面的影響之大，跟古時改朝換代並無太大區別，所以風派學者為討好當代遂乃「輕侮前朝」。
二、修史者全憑一已之好惡，而全無是非之心，劉氏舉北齊魏收所修魏書為例：「……其撰『魏書』也諂齊則輕仰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恨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回顧今天台灣寫二二八歷史的學者,又何嘗不是如此,為了替自己的立場論述找證據,對堆積如山的檔案、公文視而不見,而採信一個老外旁觀者的道聽途說之詞。
三、對於記述不同的資料不去嚴格求證其真偽。這種情形在二二八事件的記述矛盾、相反之處非常之多，在沒有經過嚴格分析、比對、求證的情形下不可隨便引用，而台灣的問題尤有甚者，往往執筆者根本不願意作分析、比對、求證的工作，而是選擇性的採用資料。
總之從事歷史工作的人，首先心中不能有成見，不能有好惡之心，不能預設立場，否則你應該去從政，去做某黨的文宣工作，其次你要有分析、辨識、解讀原始資料的基本訓練，否則沒有能力辨識材料真偽，焉能求得歷史真相？同時更重要的要有宏觀的史識，否則其結論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甚至貽笑大方的，比如，李筱峰著解讀二二八第五十九頁引述當時行政院長官公署公布之「台灣物價統計月報」自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台北市主要物價上漲情況來證明當時台灣同胞的遭遇是多麼可憐。其中米上漲三．八八倍，麵粉上漲四．三七倍，白糖上漲最多二十一．三三倍。但是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個數字，相對的比中國大陸、日本以及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好太多了，同時也可以證明陳儀的財經措施，把大陸經濟全面崩潰，對台灣的衝擊壓到最低。
有關如何判讀二二八史料的部份我們在此做一點分析探討：
一、國家檔案部份，其中又可分：
中央部份：蔣介石直接介入部份，蔣介石與陳儀之間函電、蔣介石南京總理紀念周二二八事變報告、蔣介石對二十一師劉雨親卿諭令「監察院、行政院、大溪檔案、省級以下檔案、縣市政府、各縣市警察局、各公營事業單位檔案、各級地方法院檔案、中央警特系統檔案、國防部警總、中統，軍統憲兵司令部等。」
二、報紙有關報導：當時大陸及台灣的許多報紙都競相報導二二八有關新聞，這些報導是研究二二八的珍貴的資料。有新生報、中央日報、文匯報、申報、藍世報、全民報、新聞報、泉州日報、南京建設日報、聯合報、太平洋日報、中國時報、自立晚報、自由時報、臺灣時報等多家報紙。
三、國外資料：美國、英國駐台領事館對該國大使館、外交部報告、美國駐台 領事館副領事柯爾回憶錄、外國在台傳教士商人回憶錄。
四、當事人回憶錄，口述歷史等。
以上已公開的資料經過仔細研讀，我們發覺可信度最高的反而是官方檔案，可信度較低的是民間當事人之回憶錄或口述歷史，最不可靠的是國外資料，其所以如此，我們分析原因如下：
A.當年國府因為史迪威事件，蔣介石與美國政府交惡，後來更因為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衝突不果，致使中美關係陷入低潮，美國朝野對國府蔣介石十分不友善。
這種態度影響到英國等友邦，故在二二八期間，美國領事館副領事柯爾，鼓勵並支持台獨人士，並在二二八處委會給美英兩國電文中刪去「軍隊繳械」、「要求獨立」的部份，為台獨分子爭取國際同情。
又如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武官致參謀處的報告「周末小型槍聲不斷，到三月十一日槍聲密集程度降低。陳儀宣布此係流氓及共產主義所為，但唯一可見的開槍者是軍隊。」
這是明顯的胡扯，三月十二日起北部己經平靜，而且尚在戒嚴，何來槍聲？除非你親臨戰場，否則你如何得知只有軍隊開槍？
又如紐約時報引述美僑在台所見，「沒有武裝的台灣人，三月四日接管市政（外省官員都溜了）秩序良好……不久來了一大隊兵沿街拿機槍掃射……」，請問老百姓沒有武器，依當時情形，如何接管市政？總之當時友邦領事館的報告對整個中國國際關係的影響甚大。這種報告及公文書中對暴民的動亂深表同情及支持，而誇大國府及陳儀的無能及罪行，其史料價值必要審慎評估，至於國際媒體如（國際前鋒）論壇報、紐約時報之報導多偏頗不實，至於在台商人、傳教士的回憶錄多屬「見人就殺」、「滿街屍體」之類的形容詞，只有參考價值絕不直接當作史料。
B.大量的政府檔案出現意味著真相漸漸明朗，雖然真相可能不如部份「早有定見」的學者的希望，但是史料畢竟是史料。面對這些史料，豈能視而不見，裝聾作啞。
官方資料可信度高，原因如下：
一、單位太多作假不易：
目前可見的檔案，包括：內政部、立法院、監察院、警備總部、憲兵司令官、中統、軍統、保密局、各縣市政府、各地方警察局。其檔案可分為事變報告（呈上級）、傷亡損失統計表、評述、檢討建議等，評述檢討等檔案可能有爭功諉過之嫌而不必盡信，但是事變經過、人、時、事、地、傷亡統計、財務損失統計應視為原始資料，應無作假的可能，有假也易於比對，更何況上述單位那麼多，有的並無隸屬關係，即使做假也不可能逃過今天史家的法眼。 二、沒有作假的時間：
上述單位尤其是軍、情單位，從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底幾乎每天都有報告給中央，以時間論，根本沒有申供作假的時間。
三、大部份檔案沒有作假的動機：
二八八當時在中央的認定是叛亂，當時參與其事的官員自認為是平亂，平亂以後自認為是有功，自認有功的情況下，有些事情是沒必要說謊的。如傷亡人數民間的說法從數千人到數萬人都有。我們判斷在二十一師登陸前，台灣因兵力不足，政府機關或或軍方大多是被攻擊或防守的一方，二十一師登陸後情勢逆轉，大量死亡人數應該在二十一師登陸到清鄉結束這一段時間，但是我們請看：
死亡人數應該在二十一師登陸到清鄉結束這一段時間，但是我們請看：
二二八事變斃俘自新暴徒統計表
單位擊斃俘虜自新
臺北綏靖區11515
基隆綏靖區192246
新竹綏靖區31791
中部綏靖區7192,818
南部綏靖區03840
東部綏靖區39262
總 計435853,022
清鄉後斃俘自新暴徒統計表，赫然發現死亡四十三人，被俘五八五人，對照民進黨政府的二二八基金會受難人數統計資料，向政府申請得到補助的只有六七三人。
四、當年的國民黨政府是一種鬆散的專制政府，國民黨統制綿密是蔣經國來台培養大批政戰人員安插到各單位以後的事。二二八那個時代國民黨想大規模變造歷史，恐怕也無此能耐。
我們都知道古今中外軍人没有不謊報戰功的，二次大戰據統計，同盟國、軸心國的戰報將雙方宣稱的敵人死人數加起來超過當時全球人口總數，可見戰報誇張不實到什麼程度，但是我們看看二二八清鄉戰報，每天死傷人數多以個位計，總數也不過死四十三人。死四十三人有什麼功勞可言，顯見這些數字是相對可信的。何況誰又料到歷史的轉折，二二八從「暴亂」變成「起義」呢？所以死人數也沒有縮水的可能，我們有充份理由相信檔案資料，尤其是數字的部份。至於當時的軍政首長的回憶錄，對上級報告的評述、檢討、建議部份因事關當事人的責任，當然不可輕信。
五、當事人回憶錄，口述歷史：
當年參與其事的人物或受害者的口述歷史，是偏民進黨的學者最常引用的資料，尤其是民間的資料，民進黨學者幾乎不加審查一律採信，但是經過比對口述歷史的資料錯誤百出，如口述歷史多把二十一師登陸時間說成三月八日，實際登陸時間為三月九日。
口述歷史及回憶錄不可盡信的原因如下：
(Ａ) 涉及當事人責任問題，難免為了爭功諉過而有誇大、隱飾之處。
(Ｂ) 即使當事人身歷其境，但是他們瞭解的往往是局部而非全貌。
(Ｃ) 記憶受時間、情緒、立場影響而有失真，不實或錯誤之處。如「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出版以後學術界大失所望，就是一例。
當年報紙資料：
藍世報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台灣事變後福州旅台者紛紛逃回。「查福綏商船中搭客，頗多己受台灣流氓毆打或刺傷者，內有一人身受八刀…割耳傷鼻剖腹分屍…。」
全民報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汕籍公務員逃難歸談台灣事變慘象。「據甫自台灣逃離抵廈回汕之公務員目擊事變慘象，令人怵目驚心…」
中央日報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飽歷台變驚險外省人續返榕廈。「鳳山輪作由台抵榕載來旅客三百餘人，多係旅台榕籍公教人眷屬…彼等在二二八事變中飽受驚險，據云刻在基隆侯輪返閩者，尚有萬餘人。」
由上述報紙之報導可見外省人驚恐的程度，也讓我們瞭解到二二八事件為什麼聽不到外省人的聲音，原來許多人在飽受驚嚇之後逃回大陸，從此不敢再回台灣了。這些資料跟各地方縣市政府、事業單位、警察局暴民打殺搶奪的大量檔案，都是二二八的一部份，對這些檔案料如何解讀？無論如何解讀，都不可視而不見，或僅記載而不加解釋。
從檔案看蔣介石的責任問題：
民進黨的學者對二二八的結論之一是二二八是進行式，因為大屠殺的元凶尚未現形，幕後的劊子手還没現形，原凶是誰？蔣介石也。解嚴資料開放以後民進黨學者，以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拼命找蔣介石的罪狀證據，但是我們從所有跟蔣有關的檔案資料，蔣與陳儀、陳誠、劉雨卿、桂永清、白崇禧、楊亮功之間的函電手諭等內容看來，實在看不出有直接證據證明蔣是大屠殺的原凶，是幕後的劊子手，相反的從檔案顯示，蔣介石對事變後之處理並無不當之處。茲節錄那段時間蔣對部下之函電手諭內容。
二月蔣主席致陳儀蒸電：臺省軍務主管不變更，繼任人選不必擬議,據報共黨分子己潛入臺灣，漸起作用，此事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
三月蔣主席致陳儀齊電：基隆與臺北情況，每日朝夕作三次報告。
三月十三日蔣主席致陳儀元電-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
三月十九蔣主席致白崇禧電：據劉師長電稱：我軍一營，追擊至埔里地方，被匪包圍激戰中云。特別注意軍紀，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不許敗壞軍紀。
對於像蔣介石這樣的歷史人物，其一生功過，至今蓋棺尚未論定，但以常理論其一生，不可能所做所為一無是處，二二八蔣的處置可能有錯，但是證據在那裡？何況綜觀蔣的一生，比較那個時代的政治人物，「殘暴」並不是蔣的最大缺點，蔣一生除了對共產黨不手軟之外，蔣對政敌都很「仁慈」，如蔣對馮玉祥、閰錫山、李宗仁等一再叛變的軍頭都一再曲予優容，對不肯與日軍合作的段祺瑞、吳佩孚死後給予國葬，都證明了蔣有一個政治人物起碼的肚量，更何況當時共產黨問題已經把蔣搞焦頭爛額，處理二二八對蔣而言是癬疥之疾，沒必要唆使殺人。
二二八問題從資料顯示他對陳儀、楊亮功、白崇禧等人是充分授權的。硬說蔣是二二八幕後的元凶即乏直接證據而且又不合情理，這種論述不像歷史學家在寫歷史，而像檢察官先認定被告有罪，再設法牽強附會的找證據。
官方檔案的大量出現，並没有使戴著有色眼鏡的「學者」改變原來的成見，如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國史館編的二二八檔案彙編緒論中說「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和社會大眾所渴望的追查元凶、發掘歷史真象，也許在這些檔案中無法得到滿意答案，但藉由對史料檔案的扒梳與研究，已足以重理當時的歷史情境，事件的元凶與歷史真象早已呼之欲出，祗是找不到白紙黑字的原始證據而已。」請看，這是什麼話，國家檔案是第一手材材，一手材料如果作假根本難逃史家法眼，一手材料找不到證據怎麼可以說：「元凶與歷史真象早已呼之欲出。」這種態度是未審先判，這種心態違背了一個史學家最起碼的標準。又如陳翠蓮二二八檔案史料述評的結語「愈來愈證明了民間對陳儀政府與國民黨當局的指控，統治失敗、官逼民反、緩兵之計、操緃構陷，而不是官方說法指稱的台人奴化、共產操縱、流氓煽動，官方史料的重現，竟然尖銳地挑戰，甚至改寫了官方說法…。」實事大量檔案資料的出現，同時也證明了「民逼官反」「共黨操縱」「流氓暴徒煽動」。請問陳翠蓮如何解釋那麼多暴民的暴行，「官逼民反」也好「起義」也罷，「革命」也行，為什麼打殺無辜的外省人，為什麼去搗毁學校，甚至育幼院。（如附表）
機 關 名 稱公物損失價值
宣傳委員會600,000.-
地政局39,000.-
營建局170,800.-
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42.000.-
醫療物品公司籌備處68,510.-
營建公司籌備處3,090,095.-
省育幼院2,100,000.-
鐵路管理委員會887,392.-
通運股份有限公司562,000.-
公路局300,000.-
財政處214,400.-
紙業股份有限公司147,000.-
窯業有限公司698,200.-
電力公司3,.000,000.-
工礦器材股份有限公司5,102,237.-
公共工程局1,968,789.-
化學製品工業有限公司438,000.-
橡膠公司300,450.-
鋼鐵機械有限公司6,000,000.-
印刷紙業公司920,100.-
臺灣工程公司2,500,000.-
臺灣畜產公司452,000.-
農業試驗所115,600.-
臺灣茶業公司203,600.-
警務處1,134,325.-
警察訓練所1,253,160.-
警察大隊670,262.-
鐵路警察署1,705,144.-
警務處警察電訊管理所175,000.-
臺北市警察局6,500,000.-
臺北市警察局第三分局270,000.-
專賣局暨臺北分局8,538,600.-
樟腦有限公司415,062.-
酒業有限公司126,980.-
煙草有限公司316,965.-
火柴有限公司188,000.-
酒業有限公司第三工廠429,508.-
貿易局及所屬新臺公司51,677,220.-
省編譯館711,300.-
臺灣省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195,300.-
交通部臺灣郵電管理局494,605.-
省氣象局471,976.-
省立臺北商業職業學校301,200.-
省立師範學院267,695.-
省立臺北高級中學63,200.-
省立成功中學152,000.-
省立臺灣師範學校53,480.-
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129,100.-
臺北縣稅捐稽徵處948,605.-
臺灣高等法院600,000.-
臺灣第一監獄600,000.-
臺灣日報320,000.-
正中書局臺灣分局255,000.-
中國旅行社臺灣分社150,000.-
臺灣旅行社321,137.-
國營招商局臺灣分局1,010,000.-
臺灣鹽務管理處臺北官倉辦事處2,844,417.-
臺灣信託公司籌備處（紡織公司）287,700.-
臺灣煤礦有限公司1,294,228.-
臺北煤氣有限公司320,034.-
新生報社195,000.-
臺灣省石灰調整委員會737,200.-
臺灣銀行總行及員工消費合作社206,595.-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577,917.-
新中國劇社1,804,800.-
從以上統計資料，我們可以斷言，參加二二八的民眾成分非常複雜，動機也不單純，從任何標準來看，實在無法把二二八解釋成「革命」或者「起義」。
檔案是一回事，消化檔案又是一回事，以史家眼光解讀檔案又是一回事。心中早有成見，無法抛開意識形態，無法抛開檢查官心態的朋友，我勸你們去搞文宣，別搞歷史，搞文宣可能有官可做，搞歷史這樣搞法會鬧笑話的。
※註：本文摘自「二二八真相解密」，本人著作，風雲時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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