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Donald Trump)的「魅力」襲捲全美,許多美國人紛紛感到不可思議,因為他的競選主軸包含各種高度爭議的發言,不只歧視女性、少數族群、穆斯林、外來移民,更以辛辣言論直接挑戰所有的政治人物。但在初選「超級星期二」結果出爐後,川普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的機率大增,這也讓Google上面搜尋「如何搬到加拿大」的次數也暴增超過十倍。到底,川普為什麼可以得到這麼大的支持,並繼續「輾壓」同黨所有的政治人物呢?

從許多報導來看,他的支持者跟傳統共和黨的支持群眾很不一樣。許多有錢人本來就比較支持共和黨,因為他們一向追求減稅,而川普也大力抨擊跟富人收稅是不對的。然而,川普的支持者除了年齡偏大、以白人為主之外,更包含以下的特質:藍領勞工、收入偏低者、大學學歷以下的人,甚至在拉丁裔移民當中川普也獲得不少的支持。

但川普嚴詞反對重分配政策,完全偏好有利富人的稅制,甚至歧視外來移民、想把他們全部趕走,為什麼勞工階層與移民反而支持他?

如果用一句話來解釋,這就是「弱弱相殘」的邏輯。
 

當一個社會的貧富不均狀況愈嚴重的時候,理論上,人民應該會要求更多重分配政策、更加重視社會正義;但是說也奇怪,大部份時候,實際上愈是不平等的地方,人們愈不喜歡重分配、國家整體的社會福利水準也愈低。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稱做「羅賓漢悖論」。

若從整體的角度來看,造成這個矛盾現象的原因是:有錢或有權的菁英們掌握「發聲權」以及「影響政策的權力」,一方面說服民眾說不需要制度改革,一方面則阻止一切制度改革的努力。然而,在民主國家,菁英們的權力來源是人民,為什麼人們在貧富差距愈大的時候反而愈不喜歡重分配政策呢?

其中一個主因是:弱弱相殘。

首先從勞工的角度來看。勞工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低風險」的,他們的收入通常較高,或者是較有保障,比較不怕失業;一種是「高風險」的,他們通常很容易就失業,或是落入低薪貧窮生活。當國家經濟貧富差距擴大,或者是當整個勞動市場的狀況不佳的時候,那些面臨失業風險的「魯蛇」勞工,可能更加擔心自己的工作機會被同類的人搶走,因此對同類的人(工作同質性較高的相對弱勢勞工)敵意會上升。經濟狀況所帶來的威脅還影響了其他方面的政治態度。調查研究發現,當貧富差距擴大的時候,人們對新移民、少數族群(甚至還包括同性戀社群)的容忍度都會下降。

相對來說,那些失業風險較低的「溫拿」勞工比較不會歧視少數族群。然而,這些相對比較受到保障的勞工們,在經濟狀況變差的時候會覺得:如果需要社會福利的人愈多,則自己能拿到的好處則愈少,因此也不見得會支持重分配政策的擴張。在全球化、後工業化的時代,工作與福利體系的「體制內」和「體制外」勞工,其所受到保障的差異是愈來愈大,在政治態度上面也愈來愈分歧。

歧視少數族群有時候是「政治不正確」的事情。然而,很多時候,抱持歧視態度的人們,要不是覺得「這根本不是歧視」、「就算是歧視也沒關係,懂得笑就不會恨了」,要不就是覺得很委屈,為什麼不能講出自己想法而只能當沉默的大多數?川普就是一個口無遮攔、大聲講出所有歧視想法的人物,他完全不掩飾自己對女性、對外來移民、對穆斯林、對少數族群(包括非裔、拉丁裔美國人)的不屑,他的競選主軸就是去強調「我群」和「他者」的不同。他為美國人民塑造一個又一個的敵人,把少數族群都說成是來搶奪工作機會、造成社會負擔的威脅,把穆斯林說成都是恐怖份子,把女性都罵得很難聽。而在這個貧富差距屢創新高的時代,這種招數其實特別管用,而且許多群眾也大力稱讚他率直、敢講真話(身處台灣的我們,這個場景既視感似乎有點高),一部份原因當然就是,這些人們根本不覺得歧視有什麼錯,或是覺得那些少數族群就是自己生存的威脅。

 

貧富不均與愛國主義

川普的另一項利器是愛國主義,他的主要競選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其實,這項武器能夠發揮的程度也跟貧富差距有關。政治學者 F. Solt 發現:當國家所得分配不平等程度愈高的時候,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會愈高,這些情緒包括了對國家的自豪感與依附感,以及對整個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另外,政治學者 M. Shayo 的研究指出,當一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愈高的時候,對於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就愈低,這個現象對於收入在中下階層的人們更為明顯。

這是因為,當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人們特別容易去注意到一些可以強調民族光榮、國家榮耀之類的民族主義議題,作為一種心靈上的依歸。同時,菁英們也傾向於在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故意強調要振興整個民族之類的話語,執政者用以轉移大家的焦點,而挑戰者則是拿來匯聚人氣。對人們來說,「愛國心」的鼓動是相當簡單明瞭、容易被接受的,相對於複雜的階級問題、貧富差距的成因等等。所以說,社會上的貧富分配狀況愈差時,類似像全民愛國運動之類的語言就變得非常好用。

所以,只要政治人物夠敢講,就能夠把「愛xx」(填入國家,例如愛美國,愛台灣之類的)講成唯一最重要的事情,並把所有跟自己不一樣的立場都說是不愛國。川普的邏輯很簡單:拚經濟就是愛國家,而驅逐非法移民才能拚經濟,建造圍牆阻止移民才是保護人們的工作,貿易制裁別國產品才能拚經濟,不允許穆斯林進入美國才能保障國家安全,這一切都是為了讓美國強大。所有任何其他事情,不管有沒有衝突,只要跟自己的立場不同,全都是不愛國的表現(既視感再現,例如最近常有人問說為什麼要處理轉型正義,不能先拚經濟嗎?)。至此,弱弱相殘的邏輯全部連在一起,「大家」都是為了愛國,所以像是平等、人權等價值都不重要了,就讓我們選這位最「誠實」、最「勇敢」說出大家心聲,以及帶來最多民族偉大願景的大富翁吧!

 

小結

川普在社會上貧富不均高漲的情形下,訴諸民族主義、愛國心,把弱弱相殘的邏輯發揮到極致。再加上美國選民對傳統政治人物感到失望,尤其是對整個體制覺得很不滿,因此,許多人期待一個強有力的領袖來改變一切。

其實,這樣子對於「威脅假想敵」的塑造已經不是一個新的現象了。早在1949年,美國民意理論大師 V.O. Key 就觀察到:當一個地區的非裔美國人愈屬多,白人們愈會支持高舉種族主義的候選人,因為人們感到的威脅感較高。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民權運動,美國人在各種調查研究中顯示出的種族偏見減少了,但許多研究都發現,這不表示歧視態度已經減少,而是大家變得不想直接表達出來而已。已有觀察指出,川普「讓美國強大」的競選主軸,其實過去是美國崛起過程完全真實的經歷,史上也不乏跟他一樣「狂」的候選人當選總統。

面對這樣的仇恨政治與愛國主義、種族民族主義狂熱,有什麼解方嗎?有些人鼓吹乾脆走向專制(川普支持者在政治態度上所顯示出的「威權主義價值」也特別高),有些人忙著蒐尋怎麼搬到加拿大。其實,一個民主社會要防止極端候選人獲取重要公職,還是要靠民主制度和價值來解決。例如,政治學大師 Putnam 就闡述了「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他發現,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以及人際信任的累積,可以克服由種族帶來的偏見,讓個人及國家都走向更好的方向。

若我們把場景拉回台灣,已經有不少人觀察到台灣正在成形的「公民民族主義」,也就是一種公民之間基於共同信奉的價值、對民主制度的認同、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主觀的共同意志所形成的一種民族主義。對於追求成為一個更完善的民主國家這樣的目標,真的是「我們大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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