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末期日本本土與台灣均陷於物資與糧食嚴重缺乏的狀態，故1941年時日台均已實施米穀配給制度。在台灣，1942年時甚至連肉、青果、鮮魚、油、鹽等民生必用物資也實施配給。
1945年春夏，一切副食品幾乎都從市場銷聲匿跡。停戰當時，台灣已到了商店幾乎看不到商品的經濟破產窘境。在美軍的大轟炸下，有關米糧的生產，台灣總督府的農業主管機關官員，瞭若指掌，並預測1945年將大大減收。
1945年夏，日本殖民當局已辦妥當年八月份繳納米穀的分配，完全已經知道米穀收成的悲慘情況。
1945年的台灣糙米實際產量約僅63.8萬公噸，僅及上（1944）年產量的59.8％。也就是說，即使仍實施日據末期配給嚴重不足的米糧配給制度，1946年春時台灣仍缺糧約三分之一。如果米糧是在市場自由買賣，則台灣缺糧約超過一半。當時日本本土也是處於糧食嚴重不足的狀態，日人形容當時是糧食的地獄。
但就在要將台灣歸還我國前的九月上旬，日人在日本本土仍續實施嚴厲的米糧配給制度但在台灣卻發動蓄意放棄對糧食與各項物資一切管制的經濟戰。就個別（Micro）百姓而言，使得各地的餐廳如雨後春筍市場頓時供應充沛；就台灣整體（Macro）社會而言，此時一、二個月間所大肆浪費的糧食可維持台灣半年份的食用。故到了明(1946）年的二、三月，台灣社會乃將進入饑餓狀態。
由於戰爭接二連三失利、資源短缺匱乏、對外交通受阻，導致經濟活動無法互動交流，加上各項設備又頻遭美軍空襲破壞，在上述種種不利因素交相衝擊，又遭逢政情不穩以致台灣物價急遽飆漲，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此時正飽受內外交逼的總督府可說已無暇他顧，對於台灣島內之政、經情勢再也無法像昔日能做嚴苛有效的全面掌控，於是只好採濫發鈔票的惡質手段來挹注與因應日本殖民政權在台灣所面臨的金融經濟問題及財務窘境。
日據時代在本地流通之臺灣銀行券，一向是由日政府所屬的印刷局在日本當地印製完成後再運來台灣。後因台、日間的海、空交通運輸受到同盟國軍隊強力反撲之影響，以致制海權、制空權盡皆落入對方手中，使其聯外交通受阻。
因此原由日本國內印製之「臺灣銀行券」此時只好採取分地印製、就近供應的措施，改為先在日本製版，再交付給總督府由台灣自行印製。
此種在大戰末期由島內印製的臺灣銀行券謂之「現地刷」。據曾任臺灣銀行副頭取的日人「本橋兵太郎」於1964年編纂發行的《臺灣銀行史》一書所述得知：為躲避盟軍空襲，印鈔機係藏在台北金瓜石 廢舊坑道內暗中作業。這些鈔券因紙張差印刷粗劣，又為了提高印製效率盼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加發行量，和想迴避與掩飾濫發貨幣所須承擔的政治責任，所以在印製過程中故意將可管控總發行量的鈔券號碼都省略不印。
由於物價不斷上漲，民間對貨幣的需求更甚以往，而先前所印製之各版鈔券面額均較小，最大面值也僅壹百圓，雖加上「現地刷」龐大的印製量但還是不敷使用。 故在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前，其實台灣總督府就曾向日本當局提出緊急供應大面額千圓鈔券以因應島內迫切需要的請求。
大戰末期蠻橫的日本軍方原還高唱「本土決戰」、「一億玉碎」的主戰口號，仍癡心妄想覺得局勢還可有所作為，尚想繼續負嵎頑抗。
但因德國投降導致歐戰結束，接著美國先後在廣島、長崎兩地投下原子彈，另蘇聯也把握時機落井下石立刻對日宣戰，受到上述種種不利的國際局勢因素內外交相衝擊，原本仍持好戰態度的日本軍方，至此才深知大勢已去再也無法獨力挽回，所以才在1945年8月15日由天皇親自宣布無條件投降。
現若自投降當天算起至國府正式接收台灣止，在這兩個多月的過渡期間，日政府為因應復員需要，並為了發放為數巨大的資遣及補償經費，故將其原擬在本土使用的部分武尊千圓券大量空運來台，這批鈔券緊急運送到台灣後，隨即趕工加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代表董事長或總裁之義的「頭取之印」等紅色戳章，由台銀背書立刻發行 (參見袁穎生著《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一書第411頁)。
根據當時擔任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於1979年公開出版<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這本書的部分內容所述得知：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大藏省 (財政部)及日本銀行，曾指派鹽見俊二在1945年9月9日當天，將為數甚多原計畫在日本國內流通的大面額紙幣，在得到美國麥克阿瑟司令部核可下，派遣一架專程運載此批紙鈔的水上飛機，於上午六時自橫濱起飛，因飛行速度不快竟歷經10小時航程，才在下午4時安全降落台灣北部的淡水水上機場。
依書上記載，當時機艙內滿載著高面額紙幣，數量多到竟連隨行的鹽見俊二也只能坐臥爬行於裝滿鈔幣之大木箱上，幾乎毫無轉身空間 (該書中文譯本於2001年11月由文英堂出版社發行)。
親自監運該批大鈔順利抵台的鹽見俊二，首先就「預付」在台日本公務員、官員至翌年3月合計共半年的薪餉及退職金；另又再支付給戰爭末期建造島內各項要塞的工事人員津貼。此外其他一切必要之相關經費也皆藉此全數付清。由於這一大筆不須負擔政治責任及經濟風險且有意「濫發」的貨幣，盡皆落入日本軍人、官吏、公務員的口袋，使他們一夕之間人人都成「暴富」。但由於日僑 (在台日人)、日俘 (在台日軍)遣返作業實施在即，日本當局也深怕過多的貨幣若循此返鄉回國的管道又回流到日本國內，恐會擴大引發日本本土連續性的通貨膨脹。
故當時遭遣返的日人在歸國時規定每人皆只限帶一千元。反正這些憑空得來的貨幣不花白不花，否則一旦時過境遷成為廢紙，那就白白蹧蹋對不起自己。 因此手中擁有甚多餘錢的日人開始在台瘋狂採購消費，但因戰後台灣物資匱乏，不久即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並導致各地物價飆漲。因此一場影響台灣甚巨的金融災難已風雨飄搖悄然掩至，一年半後釀成社會巨變的二二八事件其遠因之一也於此刻暗自埋下。
今若從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算起，到10月25日中、日雙方在台北舉行受降典禮止，在這兩個多月幾近無政府狀態的空窗期內，日本駐台當局假復員需要濫發高額鈔票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使承受戰亂破壞，本質早已不良的台灣金融體系更有如雪上加霜，整體經濟在短期間內急速變壞，也間接導致36年2月底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根據1945年10月底的官方統計，當時臺灣銀行券發行總額已高達二十八億九千七百八十七萬餘元，數目已是同年2月底的3.15倍)。
這位參與光復後日人在台發動經濟戰的鹽見俊二早在1946年1月17日，即陳儀抵台才二個月就預言「糧食不足狀態可決定台灣今後數年之命運 也可能發生將決定在台日本人命運的重大事態。治安混亂乃起因於糧食不足」 「今後的治安混亂將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說，鹽見俊二精準地預見台灣未來將會發生類似二二八影響往後台灣命運的社會事件。
陳儀抵台時，面對的是工業癱瘓、大地殘破、民生物資極度匱乏的台灣。當時的台灣沒有大量民生物資可供陳儀政府「不斷搬往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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